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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術下知識產權的法律困境與對策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6-24

  摘    要: 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 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了一系列挑戰。在主體制度方面, 賦予人工智能主體地位會沖擊以自然人為中心的制度。在客體制度方面, 人工智能創作物陷入知識產權保護對象和創新性標準認定的難題。在權利內容方面, 給予人工智能創作物知識產權保護會面臨人身權保護、權利期限、權利限制等方面的困境。對此,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應進行變革, 擴大主體范圍, 提高創新性認定標準, 完善權利內容制度, 以期平衡各方利益, 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

  關鍵詞: 人工智能; 創作物; 知識產權; 法定許可; 版權; 專利;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brings a series of dilemma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regime.In the perspective of main regime, the main body posi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ttack the regime with taking human beings as the cent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ive regi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fall in the difficulty in the objects which are protec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nd the definition of creativeness standards.While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 and interests, the cre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are protec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can bring the difficul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personalright protection, right duration, right limitation and so on.Based on that,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should be further reformed to expand subject body scope, to improve the approval standard of creativeness, and to perfect right content regime so that all parties interests can be balanc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e promoted.

  Keyw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tatutory permission; copyright; patent;

  人工智能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1956年達特茅斯夏季討論會上。[1]短短幾十年, 人工智能技術迅猛發展, 滲入社會生活各個方面:語音識別、人臉識別、自動翻譯、新聞創作、智能家居、無人駕駛, 甚至法律服務等領域。Alpha Go打敗世界排名第一的圍棋選手柯潔, IBM的Waston機器人迅速診斷出專家診療大半年未果的疾病。[2]計算機科學家Stephen Thaler利用神經網絡系統, 已經能使計算機創造出具有美感和創造性的作品, [3]我國國內更是出版了由機器人自主創作的詩歌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在藥物開發、機器人技術和機械設計等領域, 人工智能也能制造出符合現有專利授權要求的發明創造, 或者生產符合現有專利授權資格的產品。[4]機器智能化程度日益提高, 人工智能創作物與人類創作物似乎并無區別, 那么人工智能是創作者嗎?它們生成的成果能成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嗎?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觸及了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法律問題, [5]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了法律難題。

  人工智能在讓人驚嘆的同時, 也讓我們的法律制度受到了挑戰。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勵創造, 平衡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 最終讓創新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談及創新, 浮現在我們腦海中的往往都是貝多芬、愛迪生等藝術家與發明家的形象[3]。藝術領域的輝煌作品, 科學領域的重大技術進步, 每一項成果背后都離不開人的思考與創新。在傳統觀念中, 僅有人腦才是創造性智力活動的源泉。知識產權制度在設計之初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傳統觀念影響, 假定創作物是由人類生成的, 并以此為基礎做具體安排。1知識產權制度從誕生到如今不過幾百年的時間, 卻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變化調整, 以適應不同時期對知識產品的保護需要, 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法律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6]隨著當今愈演愈烈的技術革新, 新的技術在不斷更新社會面貌, 也給我們現有的法律制度造成了困境, 人工智能技術便是其中之一。人工智能逐漸滲入人類的精神文化領域, 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觀上與人的智力成果并無二致, 傳統知識產權制度在主體、客體及權利內容等一系列問題上面臨重大挑戰。當智力成果的創造不再是人類的專屬, 以人為主體構建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否能應對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沖擊值得研究。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知識產權主體制度的困境

  (一) 權利主體地位的困境

  人們習慣性地將人工智能視為創造性活動的輔助工具。20世紀70年代末期, 美國國會版權作品新技術利用委員會 (簡稱CONTU) 發布了一份最終調研報告, 該報告認為計算機程序只是作為輔助性工具而存在, 計算機創作的作品與使用其他設備完成的作品并無二致。[7]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初期, 人工智能更多地是充當人類智力勞動中的工具, 在人類預先設定下完成創造活動, 其成果最終還是人類智力活動的成果, 完全可以置于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之下。但是隨著大數據、神經網絡技術的運用, 人工智能可以模擬人腦中的神經元, 進行深度學習, 它能自動從海量的數據庫中挑選出所需材料, 進行加工整合。人工智能的能動作用在創造性活動中的貢獻已無法用工具一詞來概括。在新聞寫作領域, 人工智能系統可以獨立完成新聞寫作, 并針對不同受眾出臺不同版本。騰訊寫稿機器人DreamWriter第一次發布新聞稿距今已有三年多, 如今DreamWriter在財經和科技應用的發稿量每天超過2 000篇, 同時每天還能發表數百篇財經、體育類新聞稿, 內容涉及每日行情報盤、上市公司公告的精要報道, 以及體育賽事每輪每場的消息。[8]在藝術創作領域, 谷歌利用人工智能系統譜寫鋼琴曲, 百度開發了看圖作曲的新科技, 索尼模仿披頭士和老巴赫的風格創作出新樂曲。[9]人工智能對創作的貢獻比重越來越大, 而人類的作者元素卻在減少, 前者甚至能獨立完成創作的整個過程, 創作出大多數人都認為具有獨創性的藝術、音樂和文學作品。[10]此時, 知識產品的確是由人工智能創作完成, 它在表面上似乎已成為創造性活動的主體。那么, 人工智能能否成為創作者對其創作成果享有權利應當加以明確。
 

人工智能技術下知識產權的法律困境與對策
 

  《民法總則》第123條規定, 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民事權利屬于私權。在私權體系中, 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二分, 且彼此之間的法律地位不得轉換, 所以權利主體不能是權利客體, 權利客體也永遠無法成為權利主體, 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權的對象。[11]我國著作權法和專利法對于作者和發明人, 均要求是作出直接產生作品的智力活動的人和對發明創造的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2一方面, 其隱含的條件是應當為自然人;另一方面, 為創作作品或者完成發明提供物質條件或者輔助工作的, 均不能成為作者。因此, 即使人工智能生成的創作物能夠受知識產權保護, 在主客體二分視野下, 由于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對客體的專有權利, 在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不能轉換的前提下, 權利難以歸于作為人工智能載體的機器人。[12]

  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 給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事實上, 法律制度需要直面現代技術的挑戰, 因時而變, 與時俱進, 回應社會需求。在一些國家地區的立法者眼中, 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鴻溝并非不能逾越, 有必要賦予人工智能機器人主體身份。2017年10月, 沙特阿拉伯授予名叫“索菲亞”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公民身份。[13]歐盟也正在呼吁委員會關注是否應當改變現行知識產權立法以及如何改變現有知識產權立法, 以適應人工智能的進步的問題, [14]并進一步提出將人工智能機器人身份定位為電子人, 賦予這些機器人著作權及其他權利與義務。[15]傳統知識產權制度中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二元對立的思想正在動搖。

  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能力的提升, 人工智能正在逼近甚至超越人類的思維。有學者認為人類智力的提高是社會實踐的結果, 具有社會歷史性, 人工智能無法像人一樣具有社會性的本質特征, 人腦的復雜性是人工智能難以通過模仿而達到的。[16]但是, 目前人工智能所展現出來的卓越學習能力以及創造性似乎與人類不相上下, 人工智能擁有與自然人近似的思維特征, 既然自然人能夠作為權利主體, 那么人工智能為什么不能對其創作成果享有權利呢?倘若仍固守傳統主客體對立的觀念, 那么以自然人、單位為中心的知識產權主體制度將呈現出供給不充分、不平衡的缺陷。

  (二) 侵權主體地位的困境

  人工智能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離不開大數據與神經網絡技術的支持。人工智能通過對大量信息進行機器學習從而提高自身的學習和分析能力。例如, 通過學習大量網絡圖像, 人工智能逐步擁有正確識別圖像內容的功能。[17]機器學習避免不了對樣本數據的收集和復制。在識別圖像的過程中, 機器學習的對象是數據庫中海量的圖片素材, 在學習生成技術方案過程中, 也避免不了對大量的技術方案樣本進行研究。由于學習的素材可能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 有可能以未經許可而復制為由造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害。[17]比如, 要使人工智能生成某位大師風格的畫作, 就需要把這位畫家的畫作全部導入計算機, 而將畫作導入計算機有可能構成復制和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17]機器學習過程不僅是科學研究行為, 編程人員的最終目的是讓人工智能通過學習而創造出新的作品。因此, 機器學習的過程可能會侵犯他人著作權。在生成創作物的結果上, 人工智能創作物有可能出現與現有的作品雷同的情況, 那么根據我國現有的“接觸+實質性相似”判斷標準, 人工智能創作物構成侵權。在專利領域亦如此, 某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技術方案是有可能出現對他人專利權構成侵權的情形的。但是我國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不將人工智能作為法律主體來看待, 人工智能無法成為侵權主體, 也無法實施法律上的侵權行為。因此, 人工智能可能會產生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 但是它卻能夠逃避侵權的責任。[18]讓人工智能開發者或者使用者為侵權行為承擔責任, 也缺乏法律依據。由于機器已經具備自主學習、自主創作的能力, 創作活動最終是獨立于人類的任何直接輸入而完成的, 機器行為不在他們控制范圍之內。[19]當人工智能基于自身積累的經驗或者知識而做出侵權行為時, 開發者或使用者不需要為此承擔責任。[20]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 將會出現雖然存在侵權事實, 卻無人為此承擔責任的問題。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知識產權客體制度的困境

  (一) 人工智能創作物涉及的知識產權客體范圍問題

  人工智能創作物對人類智力寶庫能夠做出貢獻, 可能構成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或者專利法保護的發明創造。作品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形式固定的智力成果3。之所以對作品予以保護, 是因為作品中蘊含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個性, 是作者人格的一種延伸。作品必須具有獨創性。對獨創性的理解實踐中多認為作品要表達出作者的任何獨特個性和思想, 要體現作者的人格因素。[21]雖然人工智能并不是人, 但它創作出來的成果與人創作的并無差別。那么人工智能創作物是作品嗎?這類現象引起了較大的爭議, 目前學術界對人工智能創作物是否具有可版權性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有學者認為, 人工智能創作物欠缺實質意義上的獨創性, 難以成為作品。[22]也有學者認為, 如果不給予人工智能創作物版權保護, 將會阻礙人工智能的開發, 不利于社會長遠利益的發展;在不突破現有法律體系框架之下, 通過對職務作品原則進行重新解釋, 可以讓人工智能創作物獲得版權保護。[23]還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創作物能否被視為作品, 是各國的政策選擇問題, 要結合自己的國情, 從這些創作物進入市場后可能引發后果的利弊分析, 做出自己的選擇。[24]在當前著作權法框架下, 由于人工智能主體不適格, 其創作物不能被視為作品。但是, 若否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作品地位, 則大量的人工智能創作物將免費流入市場, 不利于激勵新人工智能的開發和新的創作物生成。從長遠角度, 也不利于文學藝術的進步與創新。傳統版權法包含這一原理, 應足夠靈活以適應新技術的發展。[25]所以, 人工智能創作物是否屬于作品陷入了兩難的局面。

  人工智能可以參與發明過程。傳統上, 計算機程序只被用作工具協助人類發明者, 并不對發明的構思做出貢獻, 就像拼寫檢查器、簡單的計算器或者用文本生成器填補文檔的空缺部分。[26]在這種情形下, 人工智能只是作為輔助工具, 有足夠的人為干預來構成與人類發明者的聯系, 最終的產品應該被認為屬于可專利性的范圍。[27]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 通過增設物理仿生系統, 計算機有可能在無人干預的條件下自主生成發明[23], 而這些技術方案如果是由人類創作的則是具有可專利性的。[26]此時, 人工智能已經不是發明過程中的輔助工具, 而是發明的主導者。盡管這樣, 由于人工智能終究尚不屬于人, 是否將人工智能創作物納入專利權客體仍涉及法律對創造性的解釋與利益衡量。在全國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著作權糾紛案中, 北京互聯網法院認為文字作品應當由自然人完成, 因此由人工智能軟件自動生成的分析報告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4, 從而排除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權性。

  (二) 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創新性問題

  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智力成果屬于知識產權客體范圍的基礎上, 還需要對人類智力寶庫貢獻達到一定程度才能獲得知識產權的保護, 主要體現在版權作品獨創性和發明創造性方面。要解決人工智能創作物是否具有可版權性, 其核心問題在于對獨創性的理解。作者是否需要人類的天才, 或人類的創造力, 或任何人的投入, 歸結到底是如何解釋獨創性的要求。[28]獨創性判斷標準, 應當向一種客觀化判斷標準傾斜, [29]即作品呈現出獨立創作和一定的創造性即可。筆者認為, 人工智能創作物滿足現行獨創性的標準。第一, 人工智能創作物不是對現有作品的抄襲, 具有原創性。技術的發展賦予人工智能強大的學習能力, 能夠模擬人的思維對材料進行加工整理, 從而創作出新作品。它的創作過程不是對現有作品簡單的模擬, 而是在學習之后, 總結思考創作的新的作品。第二, 人工智能創作物不是機械地執行指令, 而是自主獨立地生成新作品。現有的人工智能已經不再只會執行人類的命令, 它具有思維能力, 能夠根據不同的受眾, 不同的要求自行創作出不一樣的作品, 其輸出成果不受人類的嚴格控制。第三, 人工智能創作物與自然人創作物已經無法區分。[30]此時, 應當認為人工智能創作物符合獨創性的標準。否則, 既不具有行使知識產權的可能性, 以來源為由拒絕提供保護又顯失公平, 畢竟著作權法保護的是外在表達, 而不注重創造過程。因此, 人工智能創作物符合獨創性的要求。我國著作權法主要是借鑒了大陸法系的立法例, 立法目的更偏向于對作者自身價值的保護。[29]在立法理念中, 作品是凝結了人的創造心血的, 所以給予保護。縱使人工智能創作物滿足獨創性的要求, 由于其不是由自然人創作的, 在現有觀念下是難以成為作品的。因此, 倘若將人工智能創作物視為作品予以保護, 是對現有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的一種擴大化。

  專利法中對可獲得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的要求為具有創造性、新穎性和實用性。人工智能創作物可否滿足發明創造的實質條件, 即創造性、新穎性和實用性, 值得探討。新穎性和實用性并不構成人工智能發明創造成為專利保護對象的主要阻礙因素。三個條件中的爭議點主要集中在創造性上。創造性是指與現有技術相比, 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 實用新型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創造性并不受技術方案的產生途徑和方式影響。[31]有學者曾經假設, 當機器已經增強了工作者的能力, 有效地將許多事物“顯而易見化”, 拓寬了現有技術的范圍。[32]而且, 一旦創新型機器成為某領域中的標準, 判斷創造性采用“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將從法律擬制的人變更為一部創新型機器。[32]專利法中對保護客體并沒有明確規定其必須由人產生, 只要符合實質條件, 那么即便是人工智能創作物也能夠申請成為專利。另一方面, 采用機器標準來認定發明專利的創造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審查人員判斷時的主觀性問題, 尤其是克服先入為主的思維偏差。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知識產權內容制度的困境

  考慮到人工智能創作物能夠具有審美價值或者技術功能, 因此將其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對象的呼聲較高。當前, 有許多學者都主張設置新型鄰接權[33]、通過法律擬制[11]或者職務作品模式將人工智能創作物納入知識產權保護之下。[22]但是, 不論采何種方式, 尚不能完全解決知識產權權利內容制度所面臨的困境。

  首先, 知識產權人身權利制度難以適用。知識產權所包含的權利內容可劃分為人身權和財產權。一般認為, 我國著作權保護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 而專利權則主要為一種財產性權利。人工智能雖然擁有“智”這一因素, 但它的“智”畢竟不像人類一樣, 它的表達不是人格個性的流露。所以, 人工智能創作物即使符合可版權性要求, 對這一類作品也有必要調整權利保護的內容。如果賦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 將創作物權利歸屬于它本身, 那么由于人工智能創作物并未載有人類的思想情感和精神特征, 不是人格的一種延伸, 不符合著作人身權的保護目的, 不能成立著作人身權。但也不能忽視, 當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確能夠帶來實際的或者潛在的經濟利益, 可以成立著作財產權。如果人工智能創作物權利歸屬于人類, 那么這類創作物同樣由于缺乏人類的精神意志, 無法產生著作人身權。但它卻凝結了人類對它的投資, 財力投入, 可以享有著作財產權。因此, 若人工智能創作物具有可版權性, 不論它最終歸屬于誰, 在權利內容上, 僅產生著作財產權, 而不應產生著作人身權。這與自然人或者法人作品同時具備人身權和財產權均存在較大差異。在專利法領域, 這一問題較為簡單, 由于專利權只體現財產權性質, 那么人工智能創作物對其權利設置影響不大。

  最后, 知識產權權利期限不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特點。設定知識產權的最終目的是讓社會上有更多可利用的知識產品, 所以其專有權保護有一定的期限。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期限過長, 不宜適用于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保護。例如, 自然人著作權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加死后五十年, 即使是法人作品也可以保護五十年。法定保護期限的長短應考慮到權利人和社會利益的平衡。由于人工智能具有超強的檢索和運算能力, 其生成創作物的時間需求相對自然人而言更少, 更新速度更快, 這會導致兩方面的結果:一是相關利益主體獲得長期保護的需求并不強烈, 通過不斷技術更新保持市場壟斷地位可能是更為有效的選擇;二是若采用現行對智力成果的保護期限保護人工智能創作物, 將有可能對其保護過度, 造成其因受知識產權保護所獲利益遠遠高于其投入, 損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

  再次, 知識產權權利限制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存在缺失。對于人類創作物進行權利限制時, 要更多地考慮利益平衡。根據TRIPS協定第13條、第30條等條款規定的“三步法”, 權利限制不得與權利人合理利益相沖突。由于對人工智能創作物進行獨占性保護的正當性較弱, 倘若按照傳統權利限制規則加以適用, 會引發一系列問題。其一, 人工智能創作物大量涌現可能窮盡某個領域的創作表達, 一方面使得人類創作空間受到壓縮, 另一方也將提高人類實施智力成果創作行為面臨的侵權風險, 打擊人類進行創造的積極性。[34]其二, 人工智能創作物大量涌入市場, 勢必會增加利用人工智能創作物的許可成本, 容易使得權利人索要高價許可費, 不合理地提高了交易成本。其三, 人工智能創作過程利益分享機制不完善。[35]考慮到人工智能創作可能會使用他人在先作品或者學習數據, 對在先作品或者數據擁有者的利益補償機制不完善。如果將人工智能學習行為簡單歸于合理使用中的個人學習, 將剝奪為其提供基礎性智力來源者的正當利益。因此, 現行的知識產權權利限制制度不能較好應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發展。

  四、知識產權法應對人工智能所致困境的變革路徑

  (一) 知識產權法應對的變革路徑選擇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知識產品, 同時也沖擊了人是創造性的來源的傳統觀念, 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如前所述, 從主體制度、客體制度再到權利內容制度, 人工智能向知識產權制度拋出了法律難題。我們有理由相信, 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帶來知識產權制度誕生以來最為重大的變化。[36]針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 知識產權制度進行回應時主要有兩種路徑。一是保守型路徑, 保持現有知識產權主體、客體制度基本不變, 對人工智能創作物不給予保護, 任其流入公共領域。現有知識產權制度下, 即使人工智能創作物在外觀上與人的智力成果并無差別, 但由于其不是人的智力成果, 不屬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 無法獲得專有權保護。此外, 退一步而言, 即使將人工智能創作物納為知識產權保護對象, 也會因人工智能不具有作者或發明人的地位而使其創作物流入公共領域。這種路徑延續了傳統的主客體二元理念, 保持了知識產權制度的穩定。并且, 從短期角度而言,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公共知識產品增加。但是, 該路徑也因其過于保守, 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由于人工智能創作物游離于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之外, 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人員容易因缺乏必要的激勵, 降低了開發新型人工智能的積極性, 從而影響整個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繁榮。其次, 對現有的人工智能創作物而言, 由于得不到專有權保護, 其擁有者會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 不將人工智能創作物公之于眾, 社會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利用成本和利用難度會增大。因此, 保持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不變, 既不利于促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 從長遠角度而言, 也不利于公共知識產品的繁榮, 反而容易造成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利用成本高昂。

  另一種則是變革型路徑, 對現行知識產權制度進行變革, 擴充保護對象, 完善主體制度、權利內容等一系列制度, 以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 降低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交易成本。人工智能創作物是知識創新的結果, 同時又會帶來新的知識成果。知識產權制度是對知識創新關系反映和調整最為迅速的制度構成, 是一種保護創新成果并規制創新活動的精巧的法律工具。[37]當前, 人工智能技術蓬勃發展, 新的知識產品不斷涌現, 而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難以給人工智能創作物提供合適的保護。循此思路, 應當變革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比如, 在保護對象上, 有學者認為, 只要能夠在人類自身所創設的符號意義之下解讀出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創造性, 那么它便具有可版權性, 能成為作品。[33]在權利歸屬上, 有學者認為, 可以通過法律擬制的方法, 將人工智能視為代表所有者意志創作, 人工智能所有者視為作者。[11]筆者認為, 人工智能技術已經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技術正在呼吁知識產權法做出相應的制度回應。因此, 對知識產權制度進行變革或許是更為合適的路徑, 既能促進人工智能的發展, 又能劃清產權界限, 減少交易成本。

  (二) 知識產權制度變革路徑的規則設計

  1. 擴大主體范圍

  從法解釋學角度, 人工智能不是知識產權法律上的主體, 因此即使其能夠模擬人類思維, 獨立完成整個創作過程, 也缺乏享有權利或者承擔責任的資格。其他人類主體由于并未參與人工智能生成創作物的過程, 更是難以成為人工智能創作物的權利主體。因此, 人工智能創作物缺少適格的權利主體。這是在現行知識產權主體制度下, 得出的推論。但是, 這種問題并非無法解決, 通過法律擬制的手段, 擴大權利主體范圍, 可以應對現行制度下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主體困境。

  一方面, 可以將人工智能擬制為法律上的人, 賦予其法律人格, 使其成為其創作物的主體。人工智能可以從它自身的經驗中學習、記憶、計劃、論證復雜性, 從而做出獨立的結論和自主決策, 這是它們法律人格產生的基礎。[38]既然我們對兒童、精神病人等認知有一定限制的人都能賦予其法律人格, 他們的創作物能受到知識產權法保護, 那么將具有人類思維能力的人工智能擬制為法律意義上的人也具有合理性。[39]我國《著作權法》規定, 創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法人和其他組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被視為作者。著作權人包括作者和其他符合條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專利法》也有類似規定, 專利權屬于發明人或者屬于發明人所在單位。5由此可見, 將人工智能擬制為法律上的人之后, 它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由于它獨立完成整個創作過程, 那么它當然對其創作成果享有知識產權。從立法目的而言, 賦予人工智能知識產權主體資格, 并非為了對其本身進行創作活動的激勵, 而是為了對其他人類利益相關者進行權利保障。其優點在于, 可以避免事先對利益歸屬進行分配, 而由對人工智能設計、使用的貢獻來決定利益分配份額多寡。這樣的制度設計并不需要對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做大的調整, 只需要將人工智能擬制為具有法律人格的主體, 其他問題便可以根據現行制度得到解決。

  另一方面, 也可以將人工智能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擬制為作者或者專利權人, 將權利主體擴大為與人工智能有關的人類主體。雖然人工智能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并未直接完成創造過程, 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已有將未參與創造的主體擬制為權利主體的做法, 比如職務作品和職務發明的模式。因此, 完全可以參照此規定, 將人工智能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擬制為作者或者專利權人, 并由人類主體承擔責任。這是對現有模式的一種借鑒, 既不需要突破知識產權制度框架, 又能激勵人類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更多知識產品。

  2. 提高創新性認定標準

  人工智能在創造過程中速度快、產出多, 甚至可以批量生成創作物, 可能造成版權客體、專利數量急劇上升。鑒于這一特點, 有必要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創新性認定采取不同的標準。對于人工智能作品而言, 雖然其難以與人類創作作品相區分, 但是人工智能作品所蘊含的情感因素遠遠不及人類作品, 難以引起人類強烈的共鳴。如果不調整獨創性的標準, 那么具有深度并富有感染力的人類作品, 恐怕很難在和海量的人工智能作品競爭中取得優勢。因此, 可以適當提高人工智能作品的獨創性標準, 不能僅強調具有最低程度的獨創性, 而且需要其創造性達到一定要求。采取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相結合的方法, 綜合判斷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審美價值與思想價值。[40]從獨創性的標準上提高對人工智能作品的質量要求, 給予具有高度創造性的人工智能作品保護, 這有利于防止海量且同質化的人工智能作品對著作權帶來的沖擊, 也能維護人工智能作品與人類作品的競爭秩序, 同時激勵更多更具創造性的人工智能作品產生。對人工智能發明創造而言, 基于同樣法理, 也應提高創造性標準。評估是否具有創造性時, 需要著重考慮的因素是本領域技術人員。鑒于人工智能本身具有理性、高效且富有創新能力, 所以在對人工智能相關成果進行專利審查時, 對“本領域技術人員”的評判標準應參照人工智能的理性程度, 可適當高于普通人類技術人員[41], 同時結合該領域人工智能參與發明創造的范圍與普及程度綜合確定。

  3. 完善權利內容制度

  雖然人工智能在智力程度上可以達到人類水平, 但是在情感上卻并不能像人類一樣“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它的創作物, 并不是基于情感個性的流露, 而是通過機器自主學習思考而得的產物。因此, 在給予人工智能創作物知識產權保護時, 有必要考慮這一特點。著作權有人身權與財產權之分, 專利權則是一種財產性權利。人身權是與自然人作者的人身屬性密切相連的, [42]是對作者精神利益的保護。人工智能創作物并未承載作者精神利益, 它更多體現財產性價值。《英國版權法》不保護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精神權利, 尤其是署名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6所以, 應該限制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人身權利內容, 只給予其財產性權利的保護。

  在權利期限上, 由于人工智能創作物體現為一種財產性價值, 所以對于它的權利保護期限, 應以其創造的各項成本和合理的盈利為基礎確定較為適宜, 使其通過權利保護所獲利益與研發成本的差值在一個合理的區間范圍內。鑒于人工智能創造速度快, 產量高, 因此可以縮短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專有權保護期限。《英國版權法》在自然人作品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加死后七十年的情況下, 將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保護期限定在創作完成后的五十年內, 7體現了其更新速度較快的特點。

  在權利限制方面, 應擴張人工智能創作物權利限制方式, 以節約交易成本, 讓公眾有更多機會利用人工智能創造成果。可從以下方面著手:第一, 可以要求人工智能使用者對創作物增加標記, 標明是由人工智能創造, 并以此作為受到著作權法或者專利法保護的條件。[34]第二, 可以擴寬合理使用的邊界, 比如增設一般性條款, 只要他人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使用或者利用人工智能創作時對其他作品的使用沒有突破非營利性目的原則, 就不宜認定為侵權。第三, 將人工智能創作物納入法定許可。對人工智能創作物進行保護本身也是為了促進其財產價值的實現, 將其納為法定許可, 既有利于公眾降低交易成本, 也不影響其價值目標的實現。第四, 降低人工智能發明創造的強制許可標準。現行的專利法規定了一系列實施強制許可的條件, 但是這樣的條件并不適宜于人工智能創作物。因為隨技術發展, 人工智能發明創造將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 如果以現行授權之日起滿三年, 申請之日起滿四年的條件為人工智能創作物強制許可的門檻, 8將造成大量人工智能發明創造得不到充分使用, 違背知識產權制度最初給予其保護的目的。因此, 需要針對人工智能的特點, 降低強制許可的門檻, 以提高成果利用率。

  五、結語

  我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進實體經濟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術迅猛發展, 人工智能創作物的類型也走向多樣化。它在擴充社會知識產品的同時, 也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了一系列困境。從主體身份到客體保護范圍再到權利內容及權利限制, 人工智能正在動搖知識產權制度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法律不可避免地具有滯后性, 也正因如此, 才有必要對現行的制度進行修訂。知識產權制度應擴大主體范圍, 提高對人工智能創作物創新性的認定標準, 完善權利內容制度, 用變革來回應人工智能的挑戰, 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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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參見《著作權法》第11條, 創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視為作者, 即意味著法人和其他組織本身并不是作者, 通過法律擬制視為作者。《專利法》中, 雖然承認職務發明, 但職務發明創造也離不開具體的發明人和設計人, 專利法明確規定了他們的合理權利。
  2 參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3條和《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3條。
  3 參見《著作權法實施條件》第2條。
  4 參見北京互聯網法院[2018]京0491民初239號民事判決書。
  5 參見《著作權法》第9條:著作權人包括: (一) 作者; (二) 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第10條第2、3款:創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 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視為作者。《專利法》第6條第2款:非職務發明創造, 申請專利的權利屬于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申請被批準后, 該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為專利權人。
  6 參見《英國版權法》第79條、第81條。
  7 參見《英國版權法》第12條第7款。
  8 參見《專利法》第48條第1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的申請, 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一) 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三年, 且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滿四年, 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者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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