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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收養人條件立法存在的問題與完善建議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6-06

  摘    要: 我國《收養法》中的收養人條件規定存在嚴重瑕疵, 其實施結果與立法初衷相背離, 既不能激勵公民收養孤殘棄兒童, 也不利于被收養人的身心健康, 甚至阻礙了公民合法收養行善, 使絕大部分應被收養的未成年人未被合法收養。收養人條件立法應增加收養人品行良好、心理健康、未受過有期徒刑及以上刑事處罰, 夫妻一方可單獨收養其配偶的子女, 外國人與中國公民的收養條件相同且須辦理涉外收養公證等規定, 將收養人年齡改為年滿25周歲, 明確收養人應有的具體能力, 廢除收養人無子女, 只能收養一人, 單身男性收養異性須年齡相差40周歲以上等規定。

  關鍵詞: 收養法; 立法目的; 收養人條件; 被收養人身心健康; 行善激勵;

  Abstract: There are serious defects in the requirements for adopters in China's Adoption Law, and the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option Law is contrary to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Neither it can encourage citizens to adopt orphans, abandoned or handicapped children, nor is it conducive to the adopt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t has even impeded the good deeds of citizens' adoption so that most of the minors who should be adopted are not adopted legally. The legislation should add some requirements such as having good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not having been sentenced to fixed-term imprisonment or other heavier penalties. A person should be able to adopt children of his or her spouse independently. The adoption requirements for foreigners are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with Chinese citizens together with foreign-related adoption notarization. And the legislation should amend the age of adopters to over 25 years old, clarify the specific ability that the adopters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should be abolished: the adopter must have no children or can only adopt one child; for single men who adopt girls, the age gap between them must be more than forty years.

  Keyword: Adoption Law; purpose of legislation; requirements for adopters; adopt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ncouragement of good deeds;

  《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 (以下簡稱《收養法》) 已實施了27個年頭, 推動了我國未成年人收養事業的發展, 使部分孤兒、棄嬰和殘疾兒童得到了中外收養人收養, 減輕了政府機構的收養困難。但我國仍存在著孤兒院收養的未成年人還不及應被收養總量的1/5, 大量的孤兒和棄嬰尤其是殘疾兒童無人收養, 想收養且有條件收養的公民不能依法收養, 本國公民比外國人收養困難以及大量“事實收養”等反常現象。其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收養法》中的收養人條件規定不合理, 這嚴重阻礙了公民收養行為。做善事需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給予激勵和保障, 如果沒有良法規制和激勵, 人們就不愿做善事。這正如鄧小平曾指出的:“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會走向反面。”1我國學界對《收養法》的研究多限于泛論收養立法、外國人收養等問題, 鮮有收養人條件立法研究。本文擬根據收養人條件立法的應然目的與實然結果的背離狀況, 剖析收養人條件立法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探討收養人條件立法的完善建議, 以期為國家相關立法完善和推動我國收養事業廣泛開展提供參考借鑒。

  一、收養人條件立法的應然目的與實然結果的偏離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發展以扶老、助殘、救孤、濟困為重點的社會福利”2;國務院辦公廳頒發的《關于加強孤兒保障工作的意見》也強調要“鼓勵收養孤兒”3。可見, 激勵公民收養是和諧社會應當實現的目標之一, 收養立法必須貫徹這些指示。然而, 我國現行《收養法》關于收養人條件立法未能很好地貫徹激勵行善精神, 使該立法的應然目的與實然結果相偏離。
 

中國收養人條件立法存在的問題與完善建議
 

  (一) 收養人條件立法的應然目的

  從法理學角度來看, 任何一部法律或任何法律條款的制定都有其特定目的, 收養人條件立法也毫不例外。一般說來, 收養人條件立法的應然目的主要有:

  1.明確收養人資格

  收養人資格是指除收養三代以內同輩旁系血親的子女外, 公民或外國人收養不滿一歲被遺棄的嬰兒到不滿十四歲的孤兒、殘疾兒童 (以下簡稱為“孤殘棄兒童”) 所應滿足的法定條件。明確收養人資格是收養人條件立法的首要目的。收養子女是一件非常嚴肅而又神圣的事情, 需要收養人具備品行端正、達到法定年齡、體魄健康、心理成熟、經濟狀況良好、家庭和諧以及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等條件。這些條件的設立, 既可使擬收養人判斷自己是否符合法定收養人條件, 進而決定能否收養子女, 又可以使送養人明確送養未成年人給誰, 還可以為政府相關監管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提供審查收養是否合法以及是否辦理收養手續的標準。

  2.激勵公民收養行善, 彌補國家親權缺失

  依照《收養法》規定, 喪失父母的孤兒、查找不到親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三大類未成年人都可成為被收養人。該三大類被收養人理應由國家社會福利機構撫養教育, 享受國家親權, 而收養人并無必須收養被收養人的義務。在國外, 有些國家法律規定收養人收養孤殘棄兒童, 可享受稅收減免或國家財政補貼。而在我國, 公民收養孤殘棄兒童, 沒有任何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 完全是利用自己的收入和精力做善事, 無償賦予孤殘棄兒童“家庭親權”, 彌補國家親權的某些缺失, 為國家減輕負擔和培養身心健康的公民。這種高尚行為應當得到國家法律尤其是《收養法》的激勵和支持, 并設置科學而又合理的收養人條件, 方便收養人收養, 使收養人愉快地收養孤殘棄未成年人, 而不是為難甚至刁難收養人的善意收養行為。

  3.有利于被收養人的身心健康成長

  設置收養人條件一定要切實考慮到有利于被收養人的身體和心理兩方面的健康成長。作為未成年的被收養人既處于身體生長發育期而需要收養人從衣食住行各方面提供一定的物質保障, 又處于心理成長期, 需要“家庭親權”, 需要父母和親人教育幫助從而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因此, 《收養法》應當從有利于被收養人身心健康成長兩方面需要來設置收養人條件, 也就是說法律所設置收養人的每一個條件都必須與有利于被收養人身心健康成長有關, 反之就應當拋棄。

  (二) 收養人條件立法的實施結果不理想

  收養人條件立法實施27年來的實際結果嚴重偏離了立法應然目的, 這種偏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限制了有“條件”收養人的“合法”收養

  據統計, 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3%左右攀升到了近年的15%左右, 4失獨家庭人數達到成百上千萬, 加上社會上不少其他想行善的公民, 中國存在大量擬收養人。但現行《收養法》關于收養人條件的不合理規定卻把那些身心健康且勞動能力、創造物質財富能力、接受新鮮事物能力都很強, 文化素質較高, 具備正常收養人“條件”的擬收養人排除在合法收養人之外。例如, 現行立法關于年齡和年齡差的不當規定使得年輕力壯的擬收養人不能依法收養, 待到擬收養人年齡“合法”時又因年邁體衰大多不愿收養。“中國網”曾有這樣一則報道:“汶川地震孤兒630人僅12人被收養, 曾8萬人爭養”5, 報道分析孤兒未被收養的第一大原因就是收養人條件立法苛刻。

  2.大量孤殘棄兒童無人收養

  根據民政部《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 截至2017年底, 全國共有孤兒41.0萬人, 其中集中供養孤兒8.6萬人, 社會散居孤兒32.4萬人, 2017年全國辦理收養登記1.9萬件6。由此可見, 被兒童福利院和國內外家庭收養的孤兒加在一起只占應當被收養孤兒總數的1/4。這還只是官方的統計, 實際數量可能比這還要多得多。社會上還有大量的不屬于孤兒的棄嬰、殘疾兒童和父母完全無力撫養的兒童存在。這么多孤殘棄兒童沒有得到收養尤其是中國家庭收養, 這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一件憾事。

  3.兒童福利院的收養能力達到了極限

  目前, 我國解決孤兒、殘疾兒童及棄嬰收養問題的主要力量是兒童福利院。社會上的孤殘棄兒童人數在不斷增多, 尤其是遇到大災年份。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在回應蘭考“1·4”火災事件時提到我國2013年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 (即“孤兒”) 61.5萬名, 而兒童福利院收養的孤兒只有10.9萬名7。現有孤兒院的收養能力幾近飽和, 國家有限的財政投入遠不足以解決孤兒的撫養、教育、醫療等問題。另外, 孤兒院畢竟是一個福利機構, 無法給孤殘棄兒童一個完整的“家庭親權”, 也難以對所有孩子因材施教。

  4.外國人收養中國兒童的比例較大

  《收養法》對外國收養人收養中國兒童設置的條件并沒有中國公民收養條件嚴苛, 沒有年齡規定和無子女、只能收養1名等要求。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國際收養部發布的數據顯示, 從1999年至2017年, 美國人共收養中國孤兒80162名, 每年所收養的孤兒數均在1900名以上8。外國人收養中國兒童存在三個主要問題:一是中國民政機構和兒童福利院很難調查或審查外國人的品行、身心狀況、經濟條件等;二是中國政府很難對收養后的外國人撫養行為進行監管和對被收養人權益受害進行救濟;三是可能導致被外國人收養的中國兒童對祖國的感情淡薄甚至仇視。

  5.事實收養大量存在和家庭收養數呈下降趨勢

  在《收養法》中, 事實收養可被理解為不符合法定收養條件的公民出于善意收養孩子的行為, 在社會上, 這種現象大量可見。早在2000年, 煙臺市民政局對煙臺市國內公民“事實收養”情況展開的調查顯示:當年煙臺市總人口644萬, “1992年至2000年8月, 共發生事實收養407件……不符合收養條件的160件, 占總數的39.3% (其中未達到法定收養年齡的88件、有子女的72件, 分別占不符合收養條件的55%和45%) ”9。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逐漸提高, 事實收養的人數有所減少, 但數量仍然不少。在這些事實收養案件中, 公民一方面做了善事, 另一方面卻又違法了, 一旦被告上法庭, 他們必敗無疑。

  另外, 據民政部統計, 截至2017年底, 全國孤兒數達到41萬人, 2017年辦理收養登記1.9萬件, 其中:內地居民收養登記1.7萬件, 港澳臺華僑收養登記103件, 外國人收養登記2228件10。被境內外家庭實際收養的只占孤兒總數的近1/21, 而且我國收養登記數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見表1) 。

  表1 2010—2017年收養登記數與年增長率11
表1 2010—2017年收養登記數與年增長率11

  二、收養人條件立法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 現行的收養人條件立法規定

  收養人條件是收養關系能否建立并維系的前提和基礎, 法律確定收養人條件應當主要考慮兩大因素:一是在我國法律未對收養費用給予稅前扣除或稅收減免以及財政補貼的情況下如何激勵公民行善收養。一些西方國家將收養費用在應納稅所得額中予以稅前扣除, 或者給予收養人一定數量的財政補貼。我國法律則沒有從經濟上予以考量, 完全是收養人以自身財力替國家和社會做善事。即使是2018年8月第七次修正的《個人所得稅法》也僅僅只是將子女教育費用允許稅前申報予以一定數額的扣除, 但并不包括子女養育費用, 如基本生活費用、看護費用等。在這種情況下, 《收養法》只能為收養人提供便利的收養條件, 而不是設置障礙限制有善心又有行善能力的公民的收養行為。二是從有利于被收養人健康成長的原則出發, 對收養人的品德、年齡、身心健康狀況及物質條件等多方面進行考慮。

  我國《收養法》一共有34個條文, 其中有8條規定涉及收養人條件立法。若將收養人的類型作為劃分對象, 8個法條分別規定了一般收養人、同輩旁系血親子女收養人、華僑收養人、單身男性收養女性收養人、夫妻收養人、繼父或繼母收養人以及外國收養人的條件;若將條件內容作為劃分對象, 《收養法》主要從收養人年齡、撫養教育能力、疾病、收養子女名額和有無子女等五個方面規定了收養人條件。其中第6條規定:“收養人應當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一) 無子女; (二) 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 (三) 未患有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 (四) 年滿三十周歲。”這一條是針對一般收養人而規定的;第8條規定:“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 但收養孤兒、殘疾兒童或者社會福利機構撫養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 可以不受收養人無子女和收養一名的限制;第9條規定:“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

  (二) 關于收養人條件立法缺陷的分析

  我國《收養法》規定的收養人條件, 無論是從法理分析還是從實踐效果來考察, 都存在諸多不足。這些缺陷主要體現在:

  1.關于收養人的撫養教育能力規定過于抽象

  《收養法》第6條第 (二) 項規定收養人“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此處的“能力”是指收養人的體力、勞動能力、物質條件, 還是指精神能力如心理素質、道德品質、文化教育能力, 抑或這些能力的綜合, 以及這些能力要達到的具體程度等, 法律并沒有具體明確規定。由于撫養教育被收養人所需的能力規定過于抽象, 從而導致在實踐中無法判斷收養人是否具備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 也無法使政府機關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公眾監督收養人的收養行為和收養被收養人之后的撫養教育效果, 尤其是當收養人喪失收養能力而不能對被收養人履行撫養教育義務時, 政府機關和有關社會組織想撤銷收養人的收養資格卻沒有具體的法律標準。

  2.要求收養人“無子女”的規定有失偏頗

  立法者的初衷是希望把計劃生育政策貫徹到收養立法之中, 但現在法律已經廢除了獨生子女規定, 而且該項規定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三個問題:

  一是極大地限制了可能的收養人范圍。在我國, 由于“三觀”宣傳教育的失誤、市場經濟的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 做善事的人們大有減少趨勢。從法律上來講, 現行法律對收養他人子女沒有激勵, 只有規制, 且把那些有子女又有收養意愿和良好收養能力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擬收養人排除在可能的收養人之外。其實, 計劃生育與收養未成年人并無矛盾。計劃生育要求夫妻雙方有計劃地生育兒女, 少生優育, 以便控制我國人口過快增長, 但這絕不等于只有自己不能生育子女的夫妻才可以收養他人子女。收養他人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孩子, 特別是孤殘棄兒童, 是一種獻愛心、做善事的行為。法律絕不可設置門檻要求無子女的人才可以收養他人的未成年子女, 否則就會嚴重傷害公民為國分憂和為他人做善事的積極性。計劃生育與收養是兩種不同性質又有不同意義的法律行為, 我們不可將這兩者相混淆甚至對立起來。否則, 我們的《收養法》就會極大限制可能的和優質的收養人范圍, 導致許多應當被收養的未成年人不能被收養。

  二是“無子女”的收養人缺乏撫養教育經驗, 可能會出現類似部分家長教育獨生子女時的各種錯誤。如果收養人無子女, 難免缺乏撫養教育子女的經驗教訓, 很容易嬌寵、溺愛被收養人, 導致被收養人形成自私、任性、不懂得感恩、內向、好逸惡勞等壞習慣。如果收養人收養前就已經有子女, 那么一般說來, 他們知道如何在撫養教育子女的過程中揚長避短, 這對撫養教育被收養人是非常有利的。

  三是不利于被收養人身心健康成長。在沒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容易存在一些性格缺陷, 比如性格孤僻、自私, 不喜歡與人交往, 貪圖吃喝玩樂等。而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則大多性格比較開朗, 也愿意與人分享, 懂得感恩。另外, 隨著年齡增長, 兄弟姐妹間經常會互相保護, 互相說心里話, 一般比他們向父母說的心里話還多, 而且還可從兄弟姐妹的支持中獲得力量。12孩子們之間的這種頻繁交流和溝通可以促進被收養人心理和社會認知能力的健康發展。此外, 通過兄弟姐妹的示范和指導, 可以促進被收養人健康成長。而在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 孩子要想獲得上述交往經驗則相對困難, 需要到社會上去交朋友。而社會上的朋友間缺乏親情紐帶, 也沒有地理空間的便利, 導致相互間的交流遠不及兄弟姐妹間交流暢通、便捷。因此, 法律規定“無子女”的收養人才能收養子女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利于被收養人身心健康成長和能力養成。

  3.對收養子女人數的限制弊多利少

  《收養法》不僅要求收養人無子女, 而且還規定了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該條規定傷害了收養人為國家分憂解難、做善事的積極性, 使部分收養人行善無門。

  《收養法》明確規定的被收養人有三種情況:“ (一) 喪失父母的孤兒; (二)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 (三) 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這些擬被收養人理應由國家收養, 而國家收養有其缺陷, 如親情缺乏等, 也做不到由國家全部收養。根據國家民政部的多年統計, 我國絕大部分理應被收養的被收養人實際上沒有被收養13。這種收養現實情況與法律規定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不能說沒有關系, 因為那些有意愿、有能力想收養兩個或多個孩子的公民得不到法律允許。實踐證明, 兩個及以上的孩子在一個家庭成長, 對其性格、習慣、能力、學習、身體、心理健康等都有遠勝獨生子女的好處, 同時“大的帶小的”也可以減輕父母的照顧負擔。

  4.對收養人的年齡要求不符合實際情況

  不同國家在收養法中對收養人的年齡規定各不相同, 如德國法律要求收養人必須年滿25周歲14, 英國法律要求收養人年滿21歲即可15, 日本法律規定收養人只要達到20歲成年即可16。而我國《收養法》則要求收養人必須年滿30周歲。我國的法律規定不利于鼓勵良好收養權利義務關系的建立。一方面, 這是對30周歲以下22周歲17以上有收養意愿和能力的收養人資源的浪費, 且收養人對被收養人的撫養教育能力與30周歲并無必然聯系;另一方面, 年滿30周歲以后人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 再加上如果自己也生兒育女, 撫養教育被收養人就更加力不從心了。由此可見, 我國法律對收養人年齡規定過高限制了許多良好的收養關系合法成立。

  5.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被收養人的年齡相差40周歲以上的規定極不合理

  我國《收養法》第9條規定:“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收養法或民法典幾乎沒有此類規定, 如英國《收養與兒童法》中規定了“一人收養”, 只規定“已年滿二十一歲的未婚個人申請收養的, 可以簽發收養令”18, 并沒有規定單身男性收養女性必須相差多少年齡;《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沒有規定異性收養年齡差。《法國民法典》規定了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間的年齡差, 但沒有以單身男性收養女性作為條件, 該法典第344條規定:“收養人的年齡應當比其擬收養的子女的年齡大15歲以上, 如擬予收養的子女是收養人配偶的子女, 僅要求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相差10歲即可。”19我國《收養法》關于異性收養年齡差的規定存在著嚴重瑕疵:

  第一, 極大地限制了男性公民慈善收養, 也不符合《收養法》的立法目的。隨著我國男女比例越來越嚴重的失衡和離婚比例的不斷增長, 潛在的單身男性收養人將越來越多, 且因經濟能力較強等原因而成為主要的潛在收養人之一。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事實是, 由于重男輕女封建思想的影響等原因, 被收養人中的女性人數占絕大多數。而《收養法》要求單身男性收養人與女性被收養人之間必須相差40周歲以上的規定, 勢必使絕大部分優質的單身男性收養人喪失收養女性被收養人的資格, 從而不可避免地限制或阻礙了單身男性慈善收養。我們制定《收養法》的目的就是要激勵公民慈善收養, 而不是相反。正如龐德所說:“法律的目的是正義……它 (指正義——筆者著, 下同) 意味著一種制度。我們認為它意味著那樣一種關系的調整和行為的安排, 它能使生活物資和滿足人類對享有某些東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種要求的手段, 能在最少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地給以滿足。”20我們的社會有撫養教育能力又有收養意愿的成年人并不多, 而需要被收養的各種未成年人卻很多, 法律應當最大限度地減少阻礙成年人收養孤殘棄兒童的因素, 以便防止身強體壯、心理健康、撫養教育能力優良且愿意做善事的男性收養人資源被浪費。

  第二, 嚴重地傷害了單身男性公民收養女性被收養人的積極性和高尚人格。立法者制定這個法條的初衷可能是為了防止男性收養人把女性被收養人養大以后性侵被收養人或作為配偶, 借以保護女性被收養人的合法權益。雖然我們不能說不存在男性收養人性侵女性被收養人的事實, 但法律也不能因極個別人的這種不道德行為而把所有的單身男性收養人都當作性侵者去防范。因為能夠在法律沒有撫養費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的情況下, 單身男性收養人自愿無償地長期撫養教育他人女兒, 其中絕大多數人的人品、人格不能不說是高尚的, 這些人大都不可能也不會去性侵自己撫養教育的養女, 社會輿論也不允許他這樣做。法律不可把個別人的個別行為看做普遍行為而予以法律規制。要不然, 法律是不是也應當因有個別父親強奸親生女兒而把所有的父親都當作潛在強奸犯而予以防范, 要求父女隔離, 不許父親撫養教育親生女兒呢?法律規則具有普適性, 它的制定是針對所有人或某一類人的普遍行為, 而不是針對個別人的個別行為。法律既要懲惡, 更要揚善, 鼓勵人們多做善事。因此, 《收養法》不可限制和阻礙男性公民正常收養女性被收養人這一善舉。

  第三, 不利于收養人對被收養人的撫養教育和被收養人的身心健康成長。達到年齡相差40周歲以上的男性收養人已步入中老年階段, 一方面, 其體力、精力正在慢慢衰退, 自身各種大小疾病開始纏身, 已經很難勝任熬夜照顧、喂食、換尿布等撫養教育嬰幼兒的一系列日常工作, 更不要說孩子生病住院照顧等高強度勞動導致的體力、精力透支;另一方面, 收養人和被收養人之間40周歲以上的年齡差, 幾乎相差兩代人的年齡, 使得他們相互間在興趣愛好、共同語言、心理和生理特征、生活習慣、記憶能力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很容易影響到男性收養人對女性被收養人的撫養教育質量。與此同時, 年齡偏大的男性收養人對女性被收養人往往比較溺愛, 難以培養未成年人的獨立生活能力和與人交往能力。此外, 因離開學校時間過久和所學知識可能陳舊, 年齡相差40周歲以上的收養人教育輔導女性被收養人學習必然力不從心, 效果不佳。

  6.收養人條件“內外有別”、“限內便外”

  我國《收養法》第21條規定了外國人在中國收養子女的條件, 它著重強調“收養人應該提供由其所在國有權機構出具的有關收養人的年齡、婚姻、職業、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事處罰等狀況的證明材料”。比較中外收養人的收養條件, 外國人在中國收養子女條件較寬松, 如沒有外國收養人必須無子女, 只能收養一名子女, 收養人必須在30周歲以上, 異性收養年齡差必須在40周歲以上等限制性規定, 只需外國收養人經其所在國主管機關依該國法審查同意即可。

  如此“內外有別”、“限內便外”的法律規定, 使得一些外國人很容易在中國收養被收養人, 而中國人自己收養被收養人卻比較困難。這種現象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弊端:第一, 有損中國大國形象, 可能授予西方國家抨擊中國人權的口實。因為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 中國人有能力撫養教育中國孩子。如果大量孤兒被外國人收養, 難免有一些國家會抨擊我國人權, 認為社會主義中國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濟制度缺失, 無法確保孤殘棄兒童的健康成長;第二, 中國政府機關無法對外國人收養中國孩子進行有效監管和救濟。因為外國人收養中國孩子后, 大都把孩子帶到他國撫養教育, 使得中國政府機關不可能對外國人收養之后的撫養教育行為實行監管, 即使孩子在國外受到虐待或者其他權利受到侵害, 中國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也無法予以有效救濟;第三, 由外國人撫養長大的孩子可能會仇視自己的祖國。一方面, 中國孤兒在異國他鄉成長, 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使其初期生活非常艱難, 他們的潛意識里可能會認為祖國親人“拋棄”了自己, 導致他們在一個陌生的國家生長。另一方面, 部分外國人基于反華情緒, 可能給孩子灌輸“中國不要你”、“你的親人不要你”等思想, 使辨別能力和判斷能力都較差的未成年人很容易仇視自己的祖國和親人。

  (三) 對收養人條件立法缺陷的原因分析

  《收養法》中的收養人條件立法之所以存在著上述一些不足, 可能是基于以下主要原因:

  1.對《收養法》的人性化、目的性和科學性研究不夠

  《收養法》屬于社會慈善法, 應當從人性善的角度來考慮立法條款, 適宜用號召性、激勵性法律條款來引導法律關系主體積極從事社會慈善事業, 為人們從事慈善事業提供盡可能多的方便和幫助, 認定從事各種慈善行為的主體人格高尚, 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給予激勵。社會慈善法不適宜于用過多的強制性條款來予以強制, 更不能從人性惡的角度把做善事的人當作可能的壞人而立法設防。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的人們本沒有必須做慈善的法律義務, 做善事是他們人格高尚的表現, 做善事的人一般都是人性善、品德優良的好人。立法者可能因為對《收養法》的社會慈善屬性關注不夠, 對社會收養實踐缺乏全面而又實際的調查了解, 也沒有深入研究收養人、被收養人、送養人等多方法律關系主體的人性化要求問題和對收養人條件要求的科學性問題, 才會出現《收養法》中的某些不符合人性化要求, 又不利于收養行為自身科學性的法律條款。

  另外, 立法者對《收養法》的立法目的研究不夠, 導致法律效果很不理想。如果我們的《收養法》是激勵和方便人們為國分憂、為社會做善事, 那么就不會出現大部分孤兒無人收養的情況。表1所示, 2017年的41萬孤兒, 只有約1/21即1.9萬人被國內外公民收養。現行的收養人條件立法不是激勵和方便人們收養行善, 而是人為地設置了不符合收養行為自身科學性的多重障礙, 使得大量的被收養人得不到及時收養。

  2.對收養人違反計劃生育的擔憂

  我國《收養法》之所以規定收養人應當無子女, 可能是為了防止當事人借“收養”之名行“超生”之實。立法者可能認為, 如果法律允許有子女的公民收養子女, 那么就可能有人在超生之后謊稱孩子是棄嬰或者孤兒, 再予以收養, 這樣一來勢必會破壞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落實。這一點在“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時代尤為突出。

  事實上, “計劃生育政策的設置是防止超生, 而收養則是針對已出生的孩子, 兩者并不矛盾”21, 通過法律要求收養人“無子女”的方式來避免公民規避計劃生育法的行為是否科學仍值得懷疑。再說規避計劃生育法, 自己生后再由自己收養的人畢竟是個別人, 并不具有普遍性, 尤其是在2016年起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子女的政策變化情況下。當然, 立法者還有另一個顧慮, 就是擔心收養人會區別對待自己生育的孩子與收養的孩子, 擔心收養人會歧視、虐待被收養人。其實這種可能性很小, 即使有這種現象, 政府機關、孤兒院和其他民間機構以及送養人等還可以進行監督。如果發現收養人不履行撫養義務, 甚至有虐待、遺棄等侵害未成年養子女合法權益行為的, 可以要求解除收養關系, 或請求人民法院予以裁判等。

  3.對收養人的法律待遇和被收養人的成長需要缺乏了解

  在我國, 收養未成年人的公民在稅法方面未能享有許多發達國家公民撫養教育被收養人所享有的諸多優惠待遇, 僅在2018年修正的《個人所得稅法》里規定可以將子女教育費用予以稅前申報, 給予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稅前扣除, 而且是有穩定收入并有可供扣除所得的部分人才可能扣除。月收入在5000元 (免征額) 以下的居民納稅人就沒有可稅前扣除的部分。國家既沒有將撫養被收養人所需的基本生活費用、疾病醫療費用、看護費用等在收養人應納稅額中予以稅前扣除或稅收抵免, 也沒有給予收養人以收養補貼, 也無被收養人學費減免、助學貸款低息或無息等待遇。收養人都是自愿花費財力和精力來撫養教育他人的子女, 為國家節省國家財政開支, 為國家教育培養人才, 為送養人和社會減輕負擔。立法者對此了解不夠, 誤以為收養孤殘棄未成年人有多大的好處。其實, 收養人的這種收養行為是一種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行為, 這種行為和精神值得全社會學習和表彰。正如毛澤東同志教導的那樣:“一個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這點精神, 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一個純粹的人, 一個有道德的人, 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22然而, 立法者忽視了我國收養人的法律激勵行善待遇缺乏和國家集體收養能力不夠以及大量需要被收養的未成年人未能被中國公民收養的實際, 規定收養人須無子女和只能收養一名子女, 錯把法律激勵行善改成了法律限制行善, 甚至錯誤地懷疑行善者的善舉和高尚品德, 這是極不恰當的。

  另外, 收養人條件立法規定也體現了立法者缺乏對被收養人健康成長所需環境的了解。單純地考慮要維持已經被收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質量和教育質量, 卻忽視他們在精神上的需求, 不符合收養人條件立法之應然目的的要求。和諧、溫暖的家庭環境無疑更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長。假設法律允許有撫養教育能力的收養人收養多名子女, 那么這些毫無血緣關系但境況相似的未成年人可以一同成長, 互相關心與支持。

  4.忽視了人體的生命周期規律

  無論是法律對收養人應當年滿30周歲的規定, 還是對無配偶的男性收養人與女性被收養人年齡相差40周歲以上的規定, 都表現出了立法者對人體的生理因素、醫學因素考慮得較少, 忽視了人體生命周期規律。而且立法者只是片面考慮到未成年人被收養之時收養人的撫養教育能力, 沒有用發展的眼光顧及收養人在關系建立以后、撫養教育過程中的能力問題。依照現行法律規定, 假設一名女性被收養人5周歲, 那么男性收養人必須在45周歲及以上。然而, 根據眾所周知的自然規律分析, 這個45周歲以上的收養人正在進入衰老期, 其勞動能力、身體狀況與精神狀態已過了最佳時期, 此時收養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尤其是收養殘疾或心理障礙兒童確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5.對養父性侵養女和“老夫少妻”現象的錯誤認識

  就《收養法》第9條規定而言, 立法者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發生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 保護被收養人的人身權益”23。然而, 在現實生活中, 養父性侵養女、“老夫少妻”現象時有發生, 媒體每次曝出這樣的新聞都會引起一場風波。其實, 生活中親生父親性侵女兒的案例也并非寡聞。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并不是法律沒有禁止強奸、性侵等, 也不是法律沒有規定男性公民收養女性被收養人必須相差40周歲以上, 而恰恰是我們沒有弄清楚“性侵”與“老夫少妻”兩種現象的本質區別和產生的根本原因。“性侵”是倫理道德的缺失和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 是一種違法犯罪現象, 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強迫行為, 受侵害方是非自愿的;而“老夫少妻”則是愛情的表現, 是雙方的自愿行為, 并不違反法律規定。與此同時, 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老夫少妻”并不是由養父女關系演變而來的。

  由此可見, 如果立法者將“性侵”和“老夫少妻”等現象與收養人條件立法相聯系, 這種認識顯然是不正確的, 必將導致收養法的立法宗旨無法實現。因為養父對養女的性侵害以及“老夫少妻”發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收養關系的建立, 更不是養父女之間的年齡差還不夠大。立法者如果根據自己的“想當然”和偶有存在的養父性侵養女這種極個別現象而制定出提高男性收養人與女性被收養人年齡差的法律規定, 不僅不符合收養法的立法宗旨和不利于被收養人的健康成長, 也不符合絕大多數收養人本性善良的事實。

  6.對外國收養人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

  我國《收養法》對外國公民在中國收養子女比中國公民在本國收養子女的條件要寬松得多, 沒有各種限制性條件要求, 只需要其所在國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并由所在國有權機構出具有關收養人的年齡、婚姻、職業、財產、健康以及有無受過刑事處罰的證明材料即可。換言之, 哪怕是受過刑事處罰的外國收養人, 只要其所在國法律不予禁止或者即使所在國法律禁止但有關機構不反對都可以。現實生活中, 外國收養人只要向孤兒院繳點“贊助費”或“慈善捐贈”, 就非常受歡迎, 很容易將被收養人領走。“隨意”把中國被收養人交給外國收養人, 顯然是不利于保障被收養人的合法權益的。立法者的這種“限內便外”立法除了防備國內公民規避計劃生育政策之外, 還可能是建立在“外國人比中國人素質高”、“外國人比中國人更愿意做善事”等錯誤認識基礎之上的。其實, 許多外國人的素質并不比中國人高, 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家庭暴力、打架罵人、性侵子女、性騷擾等案件比比皆是。中國人歷來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講究和諧, 強調“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等觀念, 大多具有優秀的道德品質和較高的公民素養。在這一問題上, 切不可以偏概全, 不可“一刀切”。

  三、完善收養人條件立法的建議

  世界各國都通過不同的立法模式來規定收養行為, 大陸法系國家大多沒有制定專門的收養法, 而是在民法典中設收養專章, 如德國、法國、日本等, 而英美法系國家多以單行法加以規范, 如英國制定的是《收養與兒童法》。盡管各國關于收養的立法模式或設置的章節名稱不盡相同, 但各國法律對收養人條件的規定都比較寬松, 沒有各種不合理的限制, 并且還對收養人提供稅前扣除和財政補貼等, 目的是激勵人們行善。我國收養人條件立法應當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 從如下幾個方面予以完善:

  (一) 廢除或修改不利于被收養人健康成長的相關規定

  1.取消對收養人“無子女”條件的限制

  前已述及收養人“無子女”的規定并不利于被收養人的健康成長, 而且如果這條法律被嚴格執行, 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收養孩子的夫婦范圍, 導致很多的孤兒和棄兒難以找到養父母。另外, 放眼世界, 就歐洲國家的收養法規定來看, “除歐洲的希臘和土耳其法律仍規定收養人必須無子女以外, 其他歐洲國家大多取消了這一要件”24。因此, 我國《收養法》取消“無子女”的規定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又符合國際收養法發展的趨勢。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取消對收養人“無子女”的限制是國情變化的客觀要求。立法者擔心《收養法》所設立的收養人條件過寬會影響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 部分公民會超生后自己再收養。但《收養法》以不合理縮小合法收養人范圍為代價來避免少數人規避計劃生育法行為的做法實在欠妥。其實, 這可以借助DNA檢測確定收養人和被收養人有無親子關系來防止公民以“收養”之名行“超生”之實。另外, 有自己的孩子再收養孩子更有利于被收養人身心的健康成長。此外, 我國已經廢除了獨生子女政策而實行全面二孩政策, 人們的生育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不敢生、不能生、不想生的年輕人數量呈上升趨勢。在這樣一些新政策和新形勢背景下, 要求收養人必須無子女的立法規定顯得不合時宜, 也無必要。

  2.不限制收養人收養子女的人數

  收養人收養未成年人, 不管是出于本身對孩子的喜愛, 還是對孤兒的憐憫, 抑或是想要回報社會, 都是一件好事。法律規定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 造成的最主要問題就是很多孤殘棄兒童不能被公民收養。如果這些未被公民收養的孩子全部交由社會福利機構撫養教育, 這不僅不可能, 也使政府財政支出大大增加, 尤其是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從對事實收養孤兒和機構內長大的兒童的比較中, 不難看出, 事實收養家庭中長大的孩子無論是經濟保障、學業完成, 還是社會交往或獨立性, 都要優于在機構中長大的孩子。”25正因如此, 國家法律更應激勵公民收養, 取消對收養人收養子女名額的限制, 為公民合法收養提供便利條件。

  3.取消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之年齡差的規定

  《收養法》出臺的主要目的就是促進并維護被收養人的健康成長, 法律將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差規定得過高則會阻礙這一目的的有效實現。立法者擔心可能發生有違倫理道德事情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這樣的規定弊大于利, 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收養人條件之應然目的的內容。另外, 法律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達到保護女性被收養人的目的, 例如加強政府在收養關系存續期間的監管義務。尤其值得強調的是, 善舉是不容受到法律質疑和防范的, 受到質疑和防范的行為只能是法律或法律精神所限制或禁止的行為。一般說來, 良好的法律既要規范人們從事法律允許的行為, 約束人們從事法律限制或禁止的行為, 更要激勵人們多做法律提倡或希望的善良行為。因為法律不僅是一種規范和約束未來行為的規范系統和約束系統, 更是“一種影響未來行為的激勵系統”26。激勵系統越完善, 社會善良行為就越多, 違法犯罪行為就會越少, 國家管理社會成本也就越少。

  “在是否允許獨身者進行完全收養的問題上, 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法律持肯定態度”27, 對于男性收養人與女性被收養人的年齡差也很少進行特殊規定, 其他國家也基本上沒有年齡差限定。如《德國民法典》在收養未成年人條件立法的第1741、1742、1743等條款中僅要求收養有益于被收養人的幸福并且可期待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間產生父母子女關系, 對于收養人年齡只規定了必須年滿25周歲, 并無異性收養年齡差規定。28《日本民法典》、英國的《收養與兒童法》等都沒有異性收養年齡差規定。因此, 我國《收養法》的該項40周歲年齡差規定不符合現代各國收養法的發展趨勢, 建議取消這一特殊規定。

  4.取消對外國人收養條件的特殊規定

  前文已分析法律區別對待中外收養人條件的弊端, 從完善的角度來看, 應當對中國人收養條件與外國人收養條件加以統一, 外國人收養子女也應嚴格適用中國收養人條件的規定, 而不只是限于考察外國人的“年齡、婚姻、職業、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事處罰”等情況。如此規定既利于法律體系的科學性和統一性, 又更加利于保障被收養人的身心健康成長, 還有利于實現新時期我國加大對外開放, 賦予外國人在民事經濟領域同等待遇。

  (二) 明確對收養人撫養教育能力的要求

  收養人的撫養教育能力是順利實現收養關系的基礎條件, 筆者認為, 《收養法》應當細化收養人撫養教育能力的內容, “衡量是否具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 不僅考慮收養人的家庭經濟條件、住房保障, 還要考慮收養人的思想道德品質、健康狀況等方面”29。因此, 法律可以從以下三大方面進行相關規定:

  (1) 品行條件。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首要場所,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 家庭成員的行為品質對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終生的。因此, 在收養人的條件中品行條件不可忽視。然而, 由于目前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善, 尚不存在針對個人品德行為而建立的信息資料庫, 送養人無法快捷地掌握收養人的思想品德素質情況, 最實際的辦法就是送養人在辦理收養登記手續之前向收養人的鄰居、近親屬、工作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了解情況, 了解收養人是否有違法犯罪記錄, 是否有酗酒、賭博、吸毒等惡習, 是否具有樂于助人的精神以及有愛心、熱愛慈善等等, 以確定收養人的道德品質是否會對被收養人產生不利影響。

  (2) 身心健康條件。身心健康條件應當包括身體的健康狀況和精神的健康狀況。具體說來, 為了保障被收養人的飲食起居和身心健康等, 收養人自己必須身體健康, 不存在對撫養教育他人有實質性不利影響的殘疾。除此之外, 收養人的精神狀況對被收養人健康成長的影響也非常大, 患有嚴重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的人群很難撫養教育好被收養人, 這類人應被排除在收養人范圍之外。

  (3) 經濟條件。鑒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差距較大, 《收養法》應當規定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原則性標準, 例如要求收養人的生活水平應當達到當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 至于收養人具體的經濟收入標準, 則可由當地政府另行確定。

  總而言之, 收養人應當屬于我國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即《民法總則》第17、18條規定的18周歲以上的自然人, 以及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自然人。這類人在心理、生理方面已發育成熟, 他們只要能滿足前文所述的身心條件、品德條件和經濟條件, 即說明有足夠的能力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甚至擔當起父親、母親的角色以撫養教育未成年人, “監護被收養人并作為被收養人的法定代理人進行相關活動”30。

  (三) 將收養人的年齡標準由30周歲降低到25周歲

  《收養法》應當適當降低收養人的年齡標準, 將現行法律規定的30周歲下調到25周歲, 放寬收養年齡條件。因為在有一定經濟條件的前提下, 年滿25周歲以上、精神正常、品行端正的公民有能力撫養教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在我國, 公民6歲入學, 接受9年國家義務教育, 15或16周歲初中畢業進入高中, 再學習3年至18歲高中畢業, 初中或高中畢業就有一部分學生進入社會打工或參加工作, 依法成為或視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再學習4年, 大學本科畢業時年滿22周歲, 其中的大部分本科畢業生進入社會開始工作或創業, 另一部分則通過研究生考試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的2-3年學習。碩士研究生畢業時通常為25周歲, 只有其中的很少一部分繼續深造攻讀博士學位, 絕大部分都會選擇工作。由此可見, 在我國年滿25周歲的公民大多能夠在22歲本科畢業或25歲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工作, 他們的心智都已經成熟, 有一定的人生閱歷, 不僅能自己獨立生活, 也能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給予正當的引導。如此適當放寬收養人條件, 能讓更多的孤兒、棄嬰找到養父母, 享受家庭溫暖, 得以健康成長。

  從國際上來看, “對于完全收養, 大部分國家的法律一般都將收養人的最低年齡規定得較低, 主要是便于為兒童尋找養家”31。例如《德國民法典》第1743條規定:“收養人應年滿二十五歲……”若是夫妻一方單獨收養他方的子女, 年齡可降低為21歲32。《日本民法典》第792條規定:“已達成年者, 可以收養子女。”33再如瑞典《雙親與監護法典》第4章第1條規定:“年齡達25歲的任何男人或婦女都可經法院允許收養子女。如果收養關系到他或她自己的孩子, 或其配偶的孩子或養子, 或存在其他特殊情況, 年齡達18歲不足25歲的人也有收養孩子的權利。”34我國《收養法》的規定就是典型的完全收養, 適當降低收養人的年齡標準確有可行性與合理性。

  (四) 增設夫妻一方收養其配偶子女的有關規定

  法律應增設“夫妻一方可以單獨收養其配偶的子女, 須得收養人子女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收養”的規定。近些年來, 我國離婚率大幅提升。據國家民政部2018年發布的《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063.1萬對……2017年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437.4萬對, 比上年增長5.2%”35, 離婚比例占結婚比例超過40%。這么多離婚后的男女可能再組成新的家庭, 其中不乏再婚前已有子女的男或女, 他們再婚就勢必涉及到一方或雙方收養另一方子女的問題。

  我國《收養法》第10條第2款明確了“有配偶者收養子女, 須夫妻共同收養。”但對于夫妻一方能否收養其配偶的子女則沒有相關規定。然而, 不管是根據我國現實情況還是考察國外相關法律, 確有必要將之加以明確。例如, 《法國民法典》第345-1條“完全收養配偶的子女……”36以及《德國民法典》第1741條規定的“夫妻之一方得單獨收養他方之子女”37。此外, 夫妻一方單獨收養其配偶的子女, 必須經收養人子女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這有利于收養關系的和諧發展和被收養人的身心健康, 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 如《德國民法典》第1749條規定的“夫妻一方單獨收養子女者, 應經他方之同意”38。

  四、結語

  只有系統修改收養人條件法律規定, 放寬收養人條件限制, 廢除不合理限制, 激勵人們積極收養行善, 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公民對孤殘棄兒童或未成年人收養不足的問題。與此同時, 《收養法》還應當規定政府對收養的監督機制。另外, 稅收法律應當鼓勵企業和公民個人收養行善, 《企業所得稅法》應當對企業向孤兒院等機構的捐贈予以稅前適量扣除, 《個人所得稅法》除教育支出附加扣除之外, 還應當將被收養人的基本生活費用、疾病醫療費用、監護費用等予以適當的稅前附加扣除, 借以鼓勵企業和公民收養行善, 提高收養比例, 為國分憂, 培養有益于國家和社會的接班人。

  注釋

  1《鄧小平文選》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2版, 第333頁。
  2見中央人民政府網:《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76.htm, 2019年3月9日。
  3見中央人民政府網:《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孤兒保障工作的意見》,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0-11/18/content_6352.htm, 2019年3月9日。
  4見新京報網:《我國不孕不育率達12%-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685763800131987&wfr=spider&for=pc, 2019年3月8日。
  5見鳳凰網:《汶川地震630名孤兒僅12人被成功收養》,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5/12/25195481_0.shtml, 2019年3月9日。
  6 (11) (35) 見民政部網站:《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2019年3月9日。
  7見中央人民政府網:《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回應河南蘭考“1·4”火災事件》, http://www.gov.cn/jrzg/2013-01/09/content_2308396.htm, 2019年3月9日。
  8見搜狐網:《十萬個中國沒人要的孩子, 讓美國人如獲至寶》, http://www.sohu.com/a/237557572_696976, 2019年3月9日。
  9鄭小川、于晶編著:《親屬法:原理·規則·案例》,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年, 第88頁。
  10 參見戴維·謝弗著:《社會性與人格發展》, 陳會昌等譯,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2012年, 第408頁。
  11 具體可參見我國民政部近十年的《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2019年3月9日。
  12 (28) (32) (37) (38)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大法學基金會編譯:《德國民法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 第1250頁, 第1249-1250頁, 第1250頁, 第1249頁, 第1255頁。
  13 (18) 《英國婚姻家庭制定法選集》, 蔣月等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年, 第320頁。
  14 (33) 《日本民法典》, 王書江譯,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0年, 第3頁, 第140頁。
  15 設置最低年齡為22歲的依據有三個:一是我國《婚姻法》規定男性公民不得早于22周歲, 女性公民不得早于20周歲結婚;二是我國大學生大學本科畢業參加工作的年齡普遍為22周歲, 有了工作才有收養所需的經濟能力;三是22周歲以上30歲以下的這一年齡階段的年輕人有充沛的體力和精力撫養教育被收養人。
  16 (36) 《法國民法典》 (上冊) , 羅結珍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年, 第319頁, 第320頁。
  17 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沈宗靈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年, 第39頁。
  18 趙川芳:《試論兒童收養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19 《毛澤東選集》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2版, 第660頁。
  20 (30) 熊英:《親屬法理論與實務》,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年, 第200頁, 第196頁。
  21 (27) (31) (34) 蔣新苗:《收養法比較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第71頁, 第71-72頁, 第71頁, 第84頁。
  22 尚曉援、竇振芳:《一切為了兒童:福利院對事實收養孤兒的支持》, 《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23 轉引自理查德·A.波斯納著:《法律的經濟分析》 (上冊) , 蔣兆康譯, 林毅夫校,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7年, 第15頁。
  24 薛寧蘭、金玉珍主編:《親屬與繼承法》,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 第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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