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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區先秦建筑遺址分類分期探究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6-27

  摘    要: 根據以往研究,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發展過程一直較為連貫, 不存在明顯的間斷, 且各個區域的文化面貌較為一致, 不存在分區現象。然而, 很少有學者通過建筑遺存去驗證這一結論。本文嘗試將成都平原現有將近150座先秦時期建筑按照建造技術的不同分為溝槽式、干欄式、柱洞式和燒土類四大類。在此基礎上結合建筑所在層位關系將其分為五期11段, 分別對應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相關期段, 但其演變過程與考古學文化發展過程并不同步, 不同區域的建筑特征也各有所區別, 意味著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文化格局并非鐵板一塊, 而是可以劃分不同區域的。此外, 高等級建筑目前只見于大型聚落的核心區域, 一般建筑則分布相對較為隨意, 且有原址重建現象和不同遺跡集聚的現象。

  關鍵詞: 建筑; 成都平原; 先秦時期; 寶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 十二橋文化;

  Abstract: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Chengdu Plain in the Pre-Qin Period has been relatively coherent. Moreover, the cultural outlook of each region is comparatively consistent.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verified this conclusion through architectural remai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ssify nearly 150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the Pre-Qin Period in Chengdu Plain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namely the wood-bone-wall architecture, the wood-railing-frame architecture, the post-hole architecture, and the red-burnt earthen archite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ir tectonic structure, all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can be divide into five periods and 11 pha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lated periods of Baodun Culture, Sanxingdui Culture and Shierqiao Culture respectively. Nevertheles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architectural remains i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are also differ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cultural pattern of Chengdu Plain in the Pre-Qin Period is rather regional than monolithic. In addition, currently high-end buildings are only found in the core area of large settlements,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ral buildings is relatively casual, along with the phenomena of the reconstruction on the same site and the gathering of various remains.

  Keyword: Architecture; Chengdu Plain; Pre-Qin Period; Baodun Culture; Sanxingdui Culture; Shierqiao Culture;

  成都平原西抵龍門山脈, 東接龍泉山, 北鄰川北丘陵, 除了南邊有岷江河谷向南交通之外, 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單元。在納入秦漢統治之前的先秦時期, 成都平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一脈相承, 沒有中斷1。作為考古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筑2的演變情況一直少有學者探討, 是與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同步, 還是有所區別?這是進一步把握考古學文化關系及開展聚落、社會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隨著考古發掘的建筑遺存不斷增多, 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的討論。不足之處, 祈請專家批評指正。

成都地區先秦建筑遺址分類分期探究

  一、建筑分類與分期

  到目前為止, 成都平原發現的建筑遺跡共計149座, 分布于24個遺址中 (圖1) , 不過資料發表較為詳細的僅有70余座。除了十二橋遺址F1和F23還可見到移位的木構遺存外, 其余建筑遺跡均只保留地面基礎部分, 墻壁、屋頂皆不存。以下僅主要根據建筑的地面基礎部分對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遺跡進行初步的分類。

  圖1 成都平原先期時期建筑分布圖
圖1 成都平原先期時期建筑分布圖

  圖2 溝槽式建筑
圖2 溝槽式建筑

  如何對建筑進行科學的分類, 是開展建筑研究的首要問題。一般而言, 分類的標準與研究內容和目標密切關聯。在此之前, 已有學者根據房址地基的處理方式將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分為基槽式、干欄式和平面柱洞式4。實際上, 建筑分類的標準應該與建造技術有關。據此, 我們擬根據建造技術的不同將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分為溝槽式建筑、干欄式建筑、柱洞式建筑和燒土類建筑等四大類。

  (一) 溝槽式建筑

  這類建筑直接建造在經過平整的地面上, 需先在墻壁所在位置下挖較窄的淺溝槽, 溝槽之內豎立較細的木柱或圓竹作為墻壁筋骨。部分建筑在豎立木柱或圓竹之前會在溝槽底部再行下挖小的溝槽或柱洞, 使木柱或圓竹更為牢固。之后利用木柱或圓竹為支撐編織墻壁, 再涂抹細泥并經烘烤使之堅固, 寶墩96IIIH55和古城97H166均出土有這類墻壁殘塊。由于木柱或圓竹均較為細小, 承重能力有限, 故屋頂可能由茅草等較輕的材料搭建7。

  建筑的開間大小、溝槽的寬窄以及是否分間等在建造技術方面都沒有明顯的不同, 均不是進一步分類的依據。對溝槽的處理方式的不同則與建造技術相關, 絕大多數建筑的溝槽都直接以土回填并夯實, 不做進一步處理, 但也有進一步以卵石進行鋪墊的例子, 據此可將溝槽式建筑分為二型:

  A型無卵石鋪墊。數量最多, 幾乎每個遺址均可見到。其平面形制有長方形、方形和圓形三種, 如三星F28 (圖2:3)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建筑的轉角或門道兩旁的柱洞要大于其他柱洞, 體現出一種與其他同型建筑在建造技術上的不同考量。因此可將A型溝槽式建筑細分為二亞型:

  圖3 干欄式建筑
圖3 干欄式建筑

  Aa型木柱或圓柱體量一致, 均較小, 如金沙芙蓉南F349 (圖2:1) 、古城98F1010 (圖2:2) 。

  Ab型轉角或門道兩旁的立柱較大, 其余較小, 如金沙芙蓉南F31 (圖2:4) 、化成F111 (圖2:5) 。

  B型卵石鋪墊, 制作較為精細。此型建筑目前僅見二例, 即古城97F5 (圖二:6) 和魚鳧99F1212。

  (二) 干欄式建筑

  與溝槽式建筑的最大區別在于干欄式建筑的活動空間與地面有一定垂直距離, 通常以木柱支撐建筑地面、墻壁和屋頂。考古發掘出土的干欄式建筑一般只殘存支撐木柱的柱洞或礎石, 建筑本身的情況一概不清楚。能夠體現干欄式建筑建造技術區別的也主要在于固定支撐立柱的不同方式上。據此將干欄式建筑分為二型:

  A型以卵石為礎, 不見礎坑, 如古城98F13 (圖3:1) 。

  B型只見礎坑, 無礎石, 如芒城98F613 (圖3:2) 。

  (三) 柱洞式建筑

  該類建筑與溝槽式建筑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沒有下挖溝槽, 柱洞較大但不如后者密集。考慮到可能存在的后期破壞, 不排除其中部分柱洞式建筑屬于溝槽式建筑的可能性。由于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 故其墻壁、屋頂情況不明。寶墩鼓墩子F1是目前發現的體量最大的柱洞式建筑群, 中間一座的面積達210平方米, 其柱洞為方形, 邊長多數超過1米14, 與其他柱洞式建筑無論在整體面積還是柱洞大小上都有明顯不同。據此可將柱洞式建筑分為二型:

  A型小型柱洞式建筑, 柱洞直徑一般不超過0.3米, 建筑平面有方形、圓形和長方形三種, 如波羅YF115 (圖4:1) 、三星堆80F16 (圖4:2) 和中海IF116。

  圖4 柱洞式建筑
圖4 柱洞式建筑

  圖5 燒土類建筑 (三星堆青關山F1, 由東南向西北拍攝)
圖5 燒土類建筑 (三星堆青關山F1, 由東南向西北拍攝)

  B型大型柱洞式建筑, 柱洞多為方形, 邊長超過1米, 如寶墩鼓墩子F1 (圖4:3) 、寶墩治龍橋F617。

  (四) 燒土類建筑

  目前所見較少, 僅在桂圓橋遺址和三星堆遺址有所發現。建造較為精細, 桂圓橋F1的地面由紅燒土塊拼接而成, 中部亦有燒土墻18。三星堆青關山F1的地面經過夯打, 墻壁兩重, 均由紅燒土塊和卵石堆砌而成。與桂圓橋F1有所不同的是, 青關山F1在房內有6列柱洞, 柱洞之間的間距較小, 顯然無法供人活動, 這意味著青關山F1有可能是外圍有紅燒土矮墻的干欄式建筑, 這種形制不見于成都平原其他遺址。青關山F1的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 (圖5) , 足見其等級之高19。

  由于建筑保存較差, 室內無使用時期的器物可供判斷建筑的分期與年代, 只能根據建筑所處層位關系進行大致分析。由表一可知, 目前所見成都平原先秦時期建筑可分為五期11段。除了Aa型溝槽式建筑幾乎從早到晚均有發現之外, 其余各型建筑較為少見, 沒有形成連續的發展序列。不過, 仍可隱約看出各型建筑在形制演變方面表現出的初步規律:

  其一, Aa型溝槽式建筑的柱洞間距從一期3段開始變得稀疏, 至三期7段又開始變得密集。不過, 由于三星堆遺址80SF3、80SF5和80SF6的年代并不能很確定屬于二期5段, 或許與早期建筑的年代一致, 屬于一期3段20。這樣一來, Aa型溝槽式建筑的柱洞間距變化的規律就應該是:一期1段至2段較為密集, 一期3段至4段較為稀疏, 至遲從三期7段又開始變得密集。

  其二, Ab型溝槽式建筑的溝槽至遲從四期8段開始由窄變寬, 唯一的例外發現于金沙遺址芙蓉南F31和F32, 不過其年代已晚至五期11段, 或許意味著此后的Ab型溝槽式建筑的溝槽又有變窄的趨勢。

  其三, A型干欄式建筑的卵石排列似乎有由稀疏到密集的演變趨勢。不過, 由于建筑材料不多, 目前難以確定較為明顯的轉變發生在何時, 推測大致應該從一期3段開始。

  表一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主要建筑分期表
表一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主要建筑分期表

  需要說明的是, 由于目前各類型建筑的數量太少, 分布又較為分散, 上述總結的規律可能不一定正確, 只是作為一種可能性的推測, 還有待后續不斷驗證。

  二、建筑與考古學文化

  目前成都平原所見先秦時期的建筑主要集中于新石器時代末期至西周時期, 東周時期目前還未發現。同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有三支, 即寶墩文化21、三星堆文化22和十二橋文化23。上文劃分的各類型建筑與三支考古學文化的關系值得關注, 以下主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初步的探討。

  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遺存保存甚差, 難以通過自身信息判斷年代, 只能借助層位關系, 由上下單位中出土的陶器進行分期斷代。這樣一來, 上文所作的各類型建筑的分期實際上是置于考古學文化的分期體系之下的。具體而言, 一期的1至4段分別代表寶墩文化一至四期24, 其中寶墩文化第四期, 也即魚鳧三期25的文化歸屬目前尚有爭議, 有學者將其歸入三星堆文化最早階段26。二期5段、三期6段和7段分別相當于三星堆遺址二期、三期, 亦即三星堆文化一至三期27。四期8段和9段分別相當于“新四期”1段和2段, 屬于三星堆文化與十二橋文化的過渡階段遺存28。五期10段和11段屬于十二橋文化早期階段。

  從表二可以看出, 無論是Aa型溝槽式建筑、Ab型溝槽式建筑還是A型干欄式建筑, 其演變與考古學文化的演進均不同步。三者均在寶墩文化二、三期之際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 而同樣明顯的變化還出現在三星堆文化中間。唯一與考古學文化演進同步的是A型溝槽式建筑, 其形制在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交替之際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如果上文總結的各類建筑的形制特征演變情況沒有出現太大偏差的話, 意味著建筑不能像過去那樣直接納入考古學文化中去總結考古學文化的總體特征, 而應單獨進行討論。

  表二  建筑演變與考古學文化變遷關系簡表
表二  建筑演變與考古學文化變遷關系簡表

  不過, 無論是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 還是十二橋文化, 建筑類別沒有發生增減, 且一直以溝槽式建筑占主導地位。盡管溝槽式建筑、干欄式建筑有上述形制變化, 但整體上看較為細微, 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這也表明, 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 再到十二橋文化, 成都平原處于同一個較大的文化系統中, 沒有發生斷裂或替換。

  在討論各類建筑與考古學文化在空間上的關系之前, 我們首先需要明確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范圍, 以往僅有少數學者對于這個問題有所涉及29。根據目前發現來看, 寶墩文化、十二橋文化均覆蓋整個成都平原, 三星堆文化早期主要分布于沱江流域, 晚期才擴展至成都市區, 南界到不了寶墩遺址一帶30。

  寶墩文化時期溝槽式建筑的分布范圍與寶墩文化的分布范圍大體相當, 只是沱江流域北部尚未覆蓋。這一區域目前所見以燒土類建筑為主, 其中以桂圓橋遺址F1最為典型 (圖六) 。有學者將桂圓橋遺址的一期遺存單獨命名為桂圓橋文化31, F1所屬分期不是特別清楚, 從層位關系來看, 有屬于一期的可能性, 如此F1可能就屬于桂圓橋文化的建筑。考慮到桂圓橋一期包含有小口尖底瓶等與川西山地關系密切的陶器, 而川西山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建筑也多見紅燒土, 如營盤山遺址32, 或許桂圓橋文化燒土類建筑也與之有關。這樣, 燒土類建筑似乎可以視為區分桂圓橋文化和寶墩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三星堆遺址也出現有燒土類建筑, 所屬分期同樣不清楚33, 如果可以確定與桂圓橋一期相當, 則三星堆遺址在早期也處在桂圓橋文化的分布范圍之內, 之后才變為寶墩文化;反之, 則應理解為桂圓橋文化對三星堆遺址在建筑方面存在持續的影響, 盡管桂圓橋文化本身可能已經消失。

  圖6 一期建筑分布
圖6 一期建筑分布

  干欄式建筑目前只見于岷江流域, 沱江流域還不見蹤跡。柱洞式建筑雖然在沱江流域的三星堆遺址也有發現, 但僅此一例, 總體上還是以岷江流域為主要的分布區域 (圖六) 。結合溝槽式建筑和燒土類建筑存在的上述空間分布特征, 似乎寶墩文化可以分為兩個類型, 二者分別以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為主要分布區域。

  三星堆文化及“新四期”時期的建筑遺存發現較少, 難以總結確切的建筑空間分布特征。不過仍然可以大致看出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的差別, 如岷江流域仍有不見于沱江流域的干欄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 而沱江流域也獨有燒土類建筑 (圖7、圖8) 。

  圖7 二、三期建筑分布
圖7 二、三期建筑分布

  圖8 四期建筑分布
圖8 四期建筑分布

  至于十二橋文化時期的建筑分布情況, 由于沱江流域目前尚未發現明確的建筑遺存, 故而難以對比總結, 只知道岷江流域以溝槽式建筑和干欄式建筑為主, 柱洞式建筑不見蹤跡 (圖9) 。

  三、建筑與聚落

  盡管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遺存數量不多, 但基本可以確定寶墩鼓墩子F1、寶墩治龍橋F6、古城97F5、三星堆青關山F1和金沙黃忠F6建筑群34 (以下以F6代指整個建筑群) 的等級最高, 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圖9 五期建筑構成
圖9 五期建筑構成

  圖1 0 鼓墩子F1位置 (據《新津縣寶墩遺址鼓墩子2010年發掘報告》圖二改繪)
圖1 0 鼓墩子F1位置 (據《新津縣寶墩遺址鼓墩子2010年發掘報告》圖二改繪)

  其一, 建筑面積較大。寶墩鼓墩子F1面積為360.75平方米;古城97F5的面積為551.05平方米;三星堆青關山F1的面積超過1100平方米;金沙黃忠F6盡管未公布詳細的資料, 但從照片上看, 基本遍布整個發掘區, 據此估計其面積可能超過1400平方米。其余建筑的面積基本不超過200平方米, 與上述建筑差距明顯。

  其二, 建筑平面結構較為復雜。寶墩鼓墩子F1由三座獨立的建筑構成, 三者呈品字形分布35;古城97F5盡管整體呈長方形, 沒有特別之處, 但分布于建筑內部的5個長方形卵石臺不見于其他建筑;三星堆青關山F1有兩重燒土墻基, 內部還有4處對稱分布的“U”字形燒土遺跡, 有學者懷疑其可能是通往第二層樓閣的階梯設施36;金沙黃忠F6的平面結構最為復雜, 整體與鳳雛一號基址37較為相似。

  其三, 建筑建造方式較為獨特。寶墩鼓墩子F1、治龍橋F6的柱洞為方形或長方形, 除了三星堆青關山F6與之相同外, 不見于其他建筑;古城97F5以卵石填充溝槽, 室內的長方形土臺亦以卵石鋪墊, 土臺外圍環繞一周小溝槽, 在成都平原僅此一例;三星堆青關山F1的兩重燒土墻基、“U”字形燒土遺跡以及室內密集柱洞均顯示出其獨特之處;金沙黃忠F6盡管屬于溝槽式建筑, 但溝槽中有分布較為規律的大型柱洞, 與一般的溝槽式建筑也有顯著區別。

  上述四座建筑所在的遺址均為大型聚落。寶墩遺址有兩重城圈, 面積達268萬平方米38;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分布面積均超過300萬平方米39, 其中三星堆有兩重城圈, 面積超過350萬平方米40;古城遺址面積相對較小, 僅有30.4萬平方米41, 不過由于古城遺址有城墻, 其聚落等級應不會太低。由此可見, 建筑等級與聚落等級密切相關, 高等級建筑只見于高等級聚落。

  高等級建筑均位于聚落的核心區域42。鼓墩子F1、治龍橋F6和古城97F5均分別位于寶墩遺址內城和古城遺址城圈中部 (圖10、圖11) 。青關山F1位于三星堆內城西北部, 盡管不再是中央位置, 但該地屬內城最高區域, 而月亮灣地點發現有板瓦、陶水管等高等級建筑構件, 表明內城整體就是大型建筑分布區域 (圖12) 。黃忠F6位于金沙遺址東南部, 摸底河北岸, 與南岸的梅苑祭祀區隔河相望。由于目前尚不清楚金沙遺址的確切范圍, 黃忠F6在金沙遺址的分布位置也不得而知。考慮到祭祀區的重要性, 其位置應處在遺址的核心區域, 則鄰近的黃忠F6似乎也應該如此。

  在上述高等級建筑周圍, 目前尚未發現較多與之相應的其他遺存, 更多的是空白區域, 這也體現出上述建筑的特殊地位。需要注意的是, 青關山F1北側大型凹溝里發現的H105中出土有大量完整陶器, 另有玉璋、金箔、綠松石等高等級遺物43, 與三星堆祭祀坑44較為相似, 或許屬于青關山F1使用時期的遺存。

  圖1 1 古城97F1位置 (據《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1997年發掘簡報》圖一改繪)
圖1 1 古城97F1位置 (據《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1997年發掘簡報》圖一改繪)

  圖1 2 三星堆青關山F1位置 (據《三星堆祭祀坑》圖三改繪)
圖1 2 三星堆青關山F1位置 (據《三星堆祭祀坑》圖三改繪)

  圖1 3 金沙遺址金沙園地點5層下平面圖 (據《成都金沙遺址“置信金沙園一期”地點發掘簡報》圖五改繪)
圖1 3 金沙遺址金沙園地點5層下平面圖 (據《成都金沙遺址“置信金沙園一期”地點發掘簡報》圖五改繪)

  普通的建筑遺存在聚落中的分布位置沒有明顯的規律。以三星堆遺址為例, 每個發掘地點都分布有普通建筑遺存, 而發掘地點遍布整個遺址內外, 也即是這些建筑遺存分布在遺址各個區域。這或許表明, 當時人們對于居住地的選擇較為自由, 沒有嚴格的限定。

  關于普通建筑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

  其一, 建筑之間疊壓打破關系較為復雜, 且多集中分布在同一片區域。如金沙遺址金沙園地點, 5層下的F12、F13和F14分布在同一個狹小的區域, 且依次打破45 (圖13) 。同樣的現象在寶墩、古城、三星堆、三觀46、忠義47等遺址均有發現, 可見這種現象應非某個遺址偶見, 而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通過溝槽的寬度可知溝槽式建筑的墻壁較薄, 穩固性不佳, 加上屋頂如前推測為茅草頂, 也不能維持長期使用。因此, 溝槽式建筑的使用周期應不會很長, 需要經常進行改建。改建的地點多位于原位, 或許是因為日常用品不便遠距離搬運, 也或許為了利用原有較為堅固而平整的地面。金沙園地點的建筑遺存應該就是這種原址重建現象的反映。

  其二, 建筑周圍集中分布有灰坑、墓葬等遺跡, 共同構成一個遺跡的集合, 而這種集合與集合之間往往有較為明顯的分界。金沙園5層下的遺跡分布情況就體現了這一點。關于這種各類遺跡集聚的現象, 江章華和何錕宇推測它們可能屬于同一個家庭, 不同家庭之間有一定的活動區域, 故而遺跡群也就彼此分開48。

  上述兩個現象或許表明當時人們對彼此之間的活動區域有一定的劃分和界定, 長時間內不會輕易改變已有的空間格局。這對于了解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社會形態可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結語

  由于本身材質的不易保存以及后代長期以來的破壞,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遺存發現較少, 且均只見地面部分。因此, 只能根據基礎部分所體現的建造技術將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建筑遺存分為溝槽式、干欄式、柱洞式和燒土類四大類, 并對各類建筑進行了進一步的分型。在此基礎上, 結合建筑所在層位關系將其分為五期11段, 分別對應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相關期段。建筑形制特征演變與考古學文化演進的不同步現象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將建筑遺存納入考古學文化總體特征之中, 而應單獨考察。高等級的建筑目前只見于大型聚落的核心區域, 一般建筑則分布相對較為隨意, 但有原址重建現象和不同遺跡集聚的現象, 表明當時人們可能對于活動區域的選擇相對自由, 但彼此之間的活動區域有一定的劃分和界定。

  上述研究結論是建立在目前相對較少的建筑材料的基礎上的, 待今后相關資料積累足夠多之后, 或許可以對上文有關內容作更加深入、系統的討論, 而建筑與聚落、建筑與人群等本文尚未涉及的深層次問題將留待今后再行探討。

  注釋

  1 江章華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論》, 《考古學報》2002年第1期, 第1-22頁。
  2 本文所謂的建筑僅指狹義的建筑, 即供人居住的設施。諸如土臺、城墻等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橋》,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年, 第19-37頁。
  4 王濤:《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文化發展與人地關系研究》,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5年, 第155-167頁。
  5 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四川新津縣寶墩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 《考古》1998年第1期, 第33頁。
  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縣博物館:《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1997年發掘簡報》, 《文物》2001年第3期, 第57頁。以下引用該簡報內容不再另注。
  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遺址》, 《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 第234-235頁。以下引用該簡報內容不再另注。
  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區三星村遺址試掘簡報》,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4)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年, 第255-282頁。
  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村遺址芙蓉苑南地點發掘簡報》,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3)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5年, 第13頁, 第15頁。以下引用該簡報內容不再另注。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縣博物館:《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1998~1999年度發掘收獲》,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1999)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年, 第32-33頁。以下引用該簡報內容不再另注。
  11 劉雨茂、榮遠大:《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遺址1999年度發掘報告》,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1999)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年, 第134頁, 第137頁。
  12 李明斌、陳云洪:《溫江縣魚鳧村遺址1999年度發掘》,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1999)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年, 第48頁。
  13 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四川大學:《都江堰市芒城遺址1998年度發掘工作簡報》,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1999)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年, 第72-73頁。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物管理所:《新津縣寶墩遺址鼓墩子2010年發掘報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2)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4年, 第8-9頁。
  1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縣望叢祠博物館:《成都郫縣波羅村商周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2016年第1期, 第97頁。
  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海國際社區古遺址發掘簡報》,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5)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7年, 第171-172頁。
  1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津縣寶墩遺址治龍橋地點的發掘》, 《考古》2018年第1期, 第18-20頁。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圓橋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 《文物》2013年第9期, 第5-6頁。
  19 雷雨:《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新突破——發現最高等級建筑區、合圍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漸清晰》, 《中國文物報》2016年3月25日。
  20 黃家祥:《〈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初步分析》, 《考古》1990年第11期, 第1031-1033頁。
  21 王毅、孫華:《寶墩村文化的初步認識》, 《考古》1999年第8期, 第60-73頁。
  2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遺址》, 《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 第249-250頁;孫華:《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 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 (五) 》, 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3年, 第10-24頁。
  23 孫華:《成都十二橋遺址群分期初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123-144頁。
  24 江章華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寶墩文化初論》, 《中華文化論壇》1997年第4期。
  25 李明斌:《試論魚鳧村遺址第三期遺存》, 《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1期;《再論溫江魚鳧村遺址第三期文化遺存的性質》, 《華夏考古》2011年第1期, 第40-41頁, 第48頁;《再論溫江魚鳧村遺址第三期文化遺存的性質》, 《華夏考古》2011年第5期, 第71-78頁。
  26 趙殿增:《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年。
  27 孫華:《試論三星堆文化》, 《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0年, 第153頁。
  28 冉宏林:《三星堆第四期遺存再認識——從新藥鋪商代遺存中得到的啟示》, 《華夏考古》待刊。
  29 孫華:《四川盆地青銅文化初論》, 《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 第39-40頁。
  30 冉宏林:《郎家村遺存再分析——兼談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地區的分布》,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待刊。
  31 萬嬌、雷雨:《桂圓橋遺址與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發展脈絡》, 《文物》2013年第9期, 第61-62頁。
  3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縣營盤山遺址試掘報告》,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0)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2年, 第1-77頁。
  33 馬繼賢:《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追記》, 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 (五) , 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3年, 第310-314頁。
  34 朱章義等:《成都市黃忠村遺址1999年度發掘的主要收獲》,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1999)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年, 第171頁, 第174頁。
  35 2013年在寶墩遺址田角林地點也發現了類似的建筑遺存, 其平面布局、柱洞形制都與之相似, 見江章華、何錕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第73-74頁。
  36 杜金鵬在參觀青關山F1發掘現場時, 曾就“U”字形燒土遺跡的性質作了如此的推測。
  37 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筑基址發掘簡報》, 《文物》1979年第10期, 第27-37頁。
  3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管所:《新津寶墩遺址調查與試掘簡報 (2009~2010年)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9)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年, 第37-67頁。
  39 朱章義等:《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與意義》, 《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第8頁。
  40 陳德安:《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研究》, 《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2期, 第61頁。
  4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郫縣博物館:《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調查與試掘》, 《文物》1999年第1期, 第32頁。
  42 冉宏林, 雷雨:《淺析成都平原先秦時期城址特征的變遷》, 《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第42-43頁。
  43 雷雨:《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新突破——發現最高等的建筑區、合圍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漸清晰》, 《中國文物報》2016年3月25日;李伯謙:《三星堆遺址:新發現、新成果、新認識》, 《華夏文明》2016年第9期, 第3-6頁。
  4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年, 第16-423頁。
  4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置信金沙園一期”地點發掘簡報》,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2)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年, 第5頁。
  4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縣望叢祠博物館:《成都郫縣三觀村遺址試掘報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1)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3年, 第14-57頁。
  4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區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區斑竹園鎮忠義遺址發掘收獲》,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7)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9年, 第29-45頁。
  48 江章華, 何錕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第7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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