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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探討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8-08-31

  摘要:商業秘密作為知識產權的一種形式, 逐漸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特別是在我國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社會營商環境的今天, 加強商業秘密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 (以下簡稱《反法》)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作為我國商業秘密保護的主要法律淵源, 新《反法》對商業秘密的基本內涵、法律責任等多方面進行著重修訂, 加大了商業秘密保護力度。此次修訂是立法和實踐的正向反饋, 對完善整個商業秘密保護法律體系具有指引作用。

  關鍵詞:反不正當競爭法; 商業秘密保護; 基本內涵; 法律責任; 舉證責任;

反不正當競爭法論文配圖

  商業秘密在整個知識產權體系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在知識經濟和信息化時代的今天, 商業秘密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 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價值, 并受到人們的重視。它對于市場競爭主體體現的是潛在或現實的經濟價值和競爭優勢, 也是國家提高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手段。 (1) 據調查顯示, 我國企業中采取商業秘密形式保護自己技術信息的占61.83%, 其比例已經趕超著作權、專利權等保護模式所占的比例。

  商業秘密是《反法》所保護的重要知識產權之一。我國商業秘密采取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模式, 《反法》為商業秘密保護的基礎支撐, 它從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的角度, 將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作為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予以制止。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反法》為主體, 其他法律、法規、規章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為輔助的, 多層次、多視角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體系制度。《反法》是商業秘密保護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據, 因此《反法》歷經24年后迎來的首次修訂, 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反法》對商業秘密基本內涵的修訂

  (一) 商業秘密的定義

  關于商業秘密的定義, 根據舊《反法》第十條第三款的相關規定, 商業秘密的構成須符合四項要件:秘密性 (又稱非公知性) 、經濟性、實用性及管理性 (又稱保密性) 。相比舊《反法》規定, 新《反法》以“商業價值”代替“經濟利益”, 使商業秘密的定義界定基本與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IPS協議) 等國際條約的規定相接軌, 也符合商業秘密范圍不斷擴大的趨勢。

  商業秘密原有的“實用性”在司法實踐中容易產生很多爭議, 何為實用性以及如何證明具有實用性給權利人的法律維權增加了不必要的負擔。現實情況中確實存在一些商業秘密沒有為權利人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 但其競爭對手卻可能從這些對權利人沒有直接經濟利益的商業秘密中獲取其他利己的應用價值, 損及權利人相對于其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 導致權利人利益間接受損。這是因為舊《反法》的“實用性”標準導致了一些有“消極價值”但沒有“積極價值”的商業秘密難以得到法律保護, 無形中提高了商業秘密保護的門檻, 縮小了商業秘密保護的范圍。

  新《反法》更側重于保護權利人的商業價值及其體現出的市場競爭優勢。不論是積極信息還是消極信息, 不論是商業秘密具有現實的價值性還是潛在的價值性, 只要具有維持競爭優勢的意義的信息, 都應當按照商業秘密受到《反法》的保護。 (2) 采用“價值性”這一標準不僅與現行的司法審判實踐更為貼切, 而且更易于法官在具體案件中進行把握, 對后續商業秘密損害賠償范圍之認定以及刑事定罪量刑也尤為重要。同時, 不論是法條內容的形式上還是實質上, 新《反法》均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以下簡稱《解釋》) 第十條保持了一致, 這也是法律體系的統一性的體現。

  (二) 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

  新《反法》第九條第一款第 (一) 項的規定把舊《反法》第十條第一款第 (一) 項中的“利誘”刪除, 修改為賄賂和欺詐。舊《反法》中的“利誘”一詞本并非為規范的法律概念, 在我國其他法律法規中也尚未出現過。“利誘”可理解為以許諾給予某種利益使掌握商業秘密的人提供商業秘密,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以下簡稱《刑法》) 中的“賄賂”近義。新《反法》將其明確為“賄賂、欺詐”, 從法律體系的統一性的角度分析, 分別對應《反法》其他章節中的賄賂行為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八條、一百四十九條中規定的欺詐行為;從法律的實踐操作性的角度分析, 修訂后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的手段更具體化, 更便于司法實踐中的具體執法認定, 預期性更強。 (3)

  二、新《反法》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法律責任的修訂

  (一) 商業秘密侵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

  相比舊《反法》規定, 新《反法》第十七條關于民事賠償責任的規定做出以下三處重點修改。

  一是將“侵權所獲得的利潤”改為“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利潤僅指侵權者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后獲得的刨除成本的收益, 而利益不僅包括利潤, 還包括諸如工資收入的提高、出賣商業秘密的收益等等, 利益比利潤的外延范圍要廣, 能夠涵蓋侵權者因侵權行為獲得的各種收益。 (5)

  二是將“因調查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改為“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經營者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將“調查費用”改為“制止開支”, 在這種法律語境下, 制止的外延明顯大于調查, 調查只是制止的一部分, 制止開支中至少還應當包括法律維權的律師費、鑒定費等。 (6)

  三是新反不正當競爭法明確將定額賠償的金額規定為300萬元以下。在舊《反法》中并沒有直接規定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定額賠償數額, 而是基于商業秘密大多數具有技術內容這一特點, 在《解釋》第十七條規定參照專利權的損害賠償方法, 也就是說根據舊《反法》、舊《反法》司法解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相關規定, 在商業秘密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等難以確定的情況下, 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法定民事賠償上限為一百萬元。修訂后的損害賠償額直接在新《反法》中予以明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法定民事賠償上限由一百萬元增加至三百萬元。

  (二) 商業秘密侵權人的行政處罰。

  相比舊《反法》規定, 新《反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對于侵犯商業秘密行為, 行政處罰起點由一萬元提升至十萬元, 處罰上限由二十萬元提升至三百萬元, 大幅增加了處罰力度。

  由于舊《反法》的罰款金額過于低, 即使商業秘密權利人通過行政、司法手段維護了自身權益, 企業由此造成的各種損失也是難以挽回的, 甚至商業秘密侵權人因沒有收到較為嚴厲的處罰, 仍繼續實施侵權行為, 實踐中這樣的案件層出不窮。只有嚴厲打擊商業秘密侵權行為決不手軟, 加大商業秘密侵權行為懲罰力度, 才能營造公平公正的經商環境, 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穩健發展, (7) 對于當事人來說也更能起到嚴厲警示作用。縱觀世界各國商業秘密保護立法, 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均十分重視對商業秘密的保護, 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進行嚴厲有效地遏制和打擊, 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此次《反法》對行政處罰力度的加強也是體現了我國對其他優秀立法成果的借鑒和汲取, 我國鼓勵經營者在營商中貫徹誠實信用原則, 倡導員工履行保密義務以保障企業創新力和競爭力, 充分體現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

  三、新《反法》中其他條款中對商業秘密的保護

  新《反法》第十三條規定了監督檢查部門調查執法權限。與舊《反法》相比, 增加了進入經營場所檢查權、查封扣押財物權、查詢銀行賬戶權, 此三項執法權的增加大大便利了監督檢查部門開展調查取證工作,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商業秘密案件取證難的問題。

  新《反法》第二十六條新增了“信用條款”。在商業秘密保護的領域, 通過把侵犯商業秘密等不正當競爭行為與信用記錄掛鉤。不良的信用記錄會使侵權者在其他方面也受到影響, 阻礙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這將大幅度提高商業秘密侵權者違法行為的成本。

  新《反法》新增第二十七條, 規定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法律責任的承擔順序, 明確了民事、行政、刑事責任規制以及財產執行民事責任優先的內容。在商業秘密保護領域, 使商業秘密侵權者的各項責任更明確, 財產執行有法可依, 避免實踐中的執行混亂。新《反法》第三十一條新增了刑事追責的一般性條款。在商業秘密保護的領域, 使《反法》與《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中的“侵害商業秘密罪”得以更好地銜接, 也與新《反法》新增的第三十一條規定的刑事責任相呼應。

  四、新《反法》對商業秘密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的保留

  2016年2月公布的《反法 (送審稿) 》新增了一個條款:“商業秘密權利人能夠證明他人使用的信息與其商業秘密實質相同以及他人有獲得其商業秘密條件的, 他人應當對其使用的信息具有合法來源承擔舉證責任”。這個條款在本次新《反法》中并未出現。由此可見, 立法機關對是否在商業秘密侵權案件中引入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還是有所保留。

  當事人舉證責任的承擔往往與案件的處理結果直接相聯系, 然而我國在處理侵犯商業秘密的案件時, 行政與司法卻由于依據的規范不同而產生舉證責任分配不一致的情形。《規定》第五條第三款有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 對于是否采取不正當手段獲取是通過推定解決的, 即只要原告證明被告持有的信息與其商業秘密相同或者實質性相似, 被告存在接觸條件, 且被告又不能證明持有信息的來源合法, 就推定該信息被告以不正當手段獲取, 這也是實踐中多主張的“接觸加近似減去合法來源”模式。在此規定下, 商業秘密權利人的舉證責任相對較輕。但由于該規定只是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內部規范, 效力層級較低, 對商業秘密侵權案件的審理無法產生較大影響。而在司法領域, 《解釋》第十四條則規定了截然不同的舉證模式, 仍然采取“誰主張, 誰舉證”的民事訴訟一般舉證原則。由于兩個法律文件規定的舉證責任不同, 我國行政領域與司法領域中對商業秘密案件的認定與處理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結果。

  可見, 舉證責任的完善還需要在《反法》中進一步加以明確和統一。商業秘密侵權案件中普遍存在原告舉證難、舉證責任過重的局面, 對長期司法實踐的提煉和確認, 舉證責任倒置的分配機制更為妥當。也就是說, 在商業秘密案件中, 原告的舉證責任在于證明“接觸可能性”和“實質性相同”兩個要件, 在此基礎上, 舉證責任將倒置于被告, 如果被告舉證不能, 則應當承擔敗訴的后果。

  注釋
  1 (2) 孔祥俊.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創新性適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4.189, 294.
  2 肖江平.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的新情況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有了新規定.新華網.
  3 桂佳.王熳曼.新《反不正當競爭法》要點解讀之商業秘密部分.北大法寶, 2017-11-08/2018-01-12.
  4 (6) 徐學義.新《反不正當競爭法》關于商業秘密的修訂亮點[EB/OL].http://www.huaxia.com/tslj/flsj/wh/2017/11/5549452.html/2018-01-12.
  5 李群.侵犯商業秘密, 最高罰款300萬元[N].中國知識產權報, 2017-11-17.
  6 李小健.鼓勵和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獲通過[J].中國人大, 2017 (21) :37-38. (責任編輯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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