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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危害、成因及治理措施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6-27

  摘    要: 近年來, 我國某些地區的農村黑惡勢力橫行鄉里、欺行霸市、獨霸一方, 對當地農村的政治生活、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2018年初, 國家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行動, 重點打擊農村黑惡勢力, 反映了國家對農村黑惡勢力嚴厲打擊的態度:有黑必掃、有惡必除、有傘必打、有腐必反、有亂必治, 重拳出擊, 利劍出鞘, 劍指黑惡, 除惡務盡。農村黑惡勢力危害極大, 其形成是多種原因作用的結果, 國家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治理。為了增強村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專項斗爭必須不斷向縱深推進。

  關鍵詞: 農村黑惡勢力; 特征; 危害; 原因; 措施;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戰略部署, 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發展戰略。鄉村的發展離不開和諧有序安定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2018年1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 (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指出:“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部署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 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活動”。為響應黨的號召, 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于2018年在全國大范圍展開。目前, 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其中突出的就是對農村黑惡勢力的打擊。從另一層面上看,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 鄉村崛起迅速, 徹底根除某些地區的農村黑惡勢力已刻不容緩。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開展能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意義重大, 影響深遠。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突出特征

  (一) 組織機構較為嚴密, 組成人員相對固定

  農村黑惡勢力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雛形有著某些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所具備的特征, 也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最低形式[1]P30。首先, 從組織形態上看, 雖然尚未形成組織嚴密、分工明確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但形成了比較緊密、人數較多的、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的組織。其次, 從組織形式上看, 農村黑惡勢力呈多樣化的特點, 有的組織有名稱, 有的無名稱, 有以家族為核心的家族型組織, 也有強拿硬要、欺行霸市型的匪霸型組織, 還有以暴力犯罪為主的幫派型組織。再次, 從組織規模上看, 有些地區的農村黑惡勢力初具規模, 大多是骨干成員相對固定的小型組織, 較多尚未發展壯大。最后, 從人員來源上看, 這些黑惡勢力的成員多以家族勢力、宗族勢力為基礎, 糾集農民、無業游民、社會閑散人員等, 他們有一定的分工, 人員相對固定, 共同的特點是受教育程度低, 多有前科違紀[2]P48-49。《通知》中指出要瞄準基層重點領域進行掃黑的對象包括家族、宗族勢力實施的稱霸一方、橫行鄉里的黑惡勢力, 這說明以家族、宗族勢力為基礎的家族型組織是打擊的重點。

  (二) 以聚斂錢財為主要目的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為了攫取經濟利益, 他們只要認為有利可圖, 就會強行介入聚斂錢財。黑惡勢力已不再處于單純依靠暴力威脅等手段達到斂財的目的初級階段, 如今, 一些地區的黑惡勢力通過多種途徑來包裝自己, 突出表現為公司化日益顯著, 他們為自己穿一件合法的外衣, 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具體來說, 首先成立一家公司, 公司有著嚴格的“規章制度”, 公司員工們是黑惡勢力中的一員, 有著不同的分工, 有的可能還會編織關系網, 尋求保護傘, 公司成立后, 實施強行包攬工程, 強迫交易等違法行為, 形成以商養黑, 以黑護商模式。為了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像征地拆遷這種傳統領域已經不能滿足農村黑惡勢力的欲望, 而向金融、網絡等新興領域滲透, 如放高利貸、套路貸、軟暴力。套路貸是一種新型黑惡犯罪, 詐騙手段多樣。經常被人們忽視其危害性的軟暴力更是成為當下流行, 軟暴力主要是對被害人進行精神摧殘, 形成心理強制。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危害、成因及治理措施

  (三) 犯罪表現形式多樣, 犯罪手段暴力

  如果說農村黑惡勢力有觸犯《刑法》的, 可謂是集多種犯罪于一身, 即通過實施各種犯罪活動來維持黑惡勢力的生存和發展。首先, 從犯罪表現形式來看, 犯罪主要涉及建筑工程、交通運輸、土地礦產資源、娛樂等行業領域, 種類多樣, 尤其是在征地、租地、拆遷、工程項目建設過程中。除了這些傳統領域, 如今還向金融、網絡等新領域發展。其次, 從犯罪手段來看, 手段兇狠, 犯罪方式多樣, 暴力性突出, 肆無忌憚, 不計后果。犯罪手段主要采取威脅、恐嚇和暴力的方式, 欺壓村民, 嚴重侵犯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以及他人合法的人身、財產權益。暴力既是其維持農村黑惡勢力組織紀律的重要手段, 又是該組織對外擴張勢力, 爭奪勢力范圍和進行各種犯罪活動的后盾和保證。最后, 從犯罪所涉嫌的罪名來看, 在多樣的犯罪手段下實施的犯罪多涉嫌尋釁滋事罪、強迫交易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聚眾斗毆罪、敲詐勒索罪、詐騙罪、濫伐林木罪、非法占用農用地罪、非法經營罪、破壞生產經營罪、故意毀壞財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等, 其中暴力型犯罪、取得財產型犯罪居多, 集中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五章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四) 干擾當地政府管理

  農村黑惡勢力為了稱霸一方, 尋求更多的經濟利益, 擴大自身在農村的影響力, 其對農村的危害已經逐步滲入到基層政權中來。表現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 尋求當地管理部門作為保護傘。以當地一些意志薄弱的國家工作人員作為后臺, 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 引誘、逼迫這些人參加黑惡勢力組織的活動, 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黑惡勢力之所以難以根除,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關系網、保護傘的存在。第二, 干擾當地基層組織的選舉。某些農村黑惡勢力為了把持基層政權, 采取賄賂、暴力、欺騙、威脅等手段干擾農村基層換屆選舉、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 嚴重影響了當地基層政權的穩定。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破壞選舉罪的主體不符合《刑法》第256條規定, 因此尚不能用此罪對其判處刑罰。《通知》中明確規定掃黑除惡要把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和反腐敗、基層“拍蠅”結合起來, 把掃黑除惡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結合起來, 破網打傘。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危害分析

  (一)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擾亂農村的經濟秩序

  在過去, 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多表現為單純的聚眾斗毆、尋釁滋事, 其組織較為渙散。如今, 農村黑勢力不斷膨脹, 已經演變為以非法手段攫取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3]P6。為了獲取農村的經濟利益和資源, 農村黑惡勢力團伙多采用暴力脅迫、威脅恐嚇、敲詐勒索、強拿硬要等多種欺壓群眾的手段, 在建設工程、土地承包、礦產資源、交通運輸領域強迫企業和村民與其交易, 壟斷當地經營權, 嚴重破壞當地經濟秩序, 妨害了農村的經濟自由, 侵犯了國家、他人的合法權益。一些黑惡勢力團伙為了逃避打擊和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甚至采取開辦工廠、成立公司等企業化運作方式, 以掩蓋其涉黑違法犯罪活動的實質。這種企業化的運作方式組織程度更加嚴密、手段更加隱蔽、不易被發覺, 這無疑加大了公安司法機關打擊的難度。

  目前, 部分地區的農村黑惡勢力現已初具規模, 犯罪分子通過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來實現其犯罪資本的原始積累。農村黑惡勢力發展壯大需要擁有與其規模相適應的經濟實力, 因此在黑惡勢力的發展過程中, 都不擇手段攫取財富, 不斷擴大財富的積累, 以增強犯罪組織的經濟實力并滿足犯罪分子的私欲。黑惡勢力所具有的經濟實力也是其不斷向政治領域滲透的基礎。農村黑惡勢力由于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使其組織形式得以鞏固, 而貪婪使他們越來越暴力, 從而不斷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以獲取經濟利益, 如此惡性循環。

  (二)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破壞當地的政治生態

  農村黑惡勢力不僅擾亂地方的經濟發展、更對地方的政治生態產生惡劣影響。黑惡勢力人員采用賄選、暴力、威脅等方式獲得村干部資格后利用該身份同其親屬或社會閑散人員組成地方黑惡勢力, 為非作歹、巧取豪奪、欺壓百姓。還有的利用民主選舉控制基層政權, 在部分基層黨建比較薄弱的情況下, 基層自治組織容易成為黑惡勢力的傀儡或者被其“黑化”。這嚴重破壞了地方的政治生態, 更影響了黨在人民群眾的形象和執政基礎。另外, 黑惡勢力對基層政治生態的破壞還表現在黑惡勢力背后往往隱藏著保護傘。保護傘一般有兩種表現形式, 一是利用當地的政府官員作為后臺, 為其撐腰, 突出表現為黑惡勢力成員拉攏腐蝕黨政干部和政法干警, 編制關系網, 最終達到當地官員利用職權包庇縱容其為非作歹, 欺壓群眾的目的。二是以強大的家族或宗族勢力作為靠山, 蠻橫鄉里, 魚肉百姓。黑惡勢力之所以難以鏟除, 重要原因在于有保護傘為其撐腰。保護傘不除, 黑惡勢力無法徹底鏟除。

  (三)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破壞禮治文化和法治文化

  構建良好的農村社會文化環境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與要求。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和發展破壞了當地傳統的禮治文化與當代的法治文化[4]P64。傳統的農村社會中, 呈現出鄰里和睦、長幼有序、互幫互助、一片寧靜祥和的景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認同、接受傳統社會中傳承下來的禮俗、人情、鄉約等約束人們行為規范的軟文化。如今, 黑惡勢力中的暴力文化存在于鄉村社會的某些角落, 有形無形之中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村民逐漸被迫認同暴力文化, 遇到糾紛時甚至求助于暴力團伙解決矛盾。這不僅破壞了傳統的禮治文化, 更是擠壓了現代法治文化的生存空間, 不利于形成法治文化氛圍。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成因分析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成因復雜, 是多種因素綜合起來相互作用的結果。具體而言, 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基層選舉制度、監督機制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我國鄉鎮采取直接選舉的民主選舉方式, 國家讓廣大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 積極參政議政, 調動農民各方面的積極性, 逐步培養村民的主人翁意識, 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真正實現。由于一方面現有的管理模式有須進一步改進之處與村民政治參與熱情不高, 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 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打工、求學、創業, 造成農村“空心化”[5]P78-79, 這使黑惡勢力有了可乘之機, 他們往往通過賄選或暴力脅迫方式獲得選票, 從而把控當地基層政權, 為自己攫取不當利益。

  此外, 國家對村干部的監督機制有待提高。政府對農村的控制力隨國家的政策、社會的轉型、經濟的發展而變化。我國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這是根據我國國情作出的對民主道路的探索, 是直接民主的體現。我國國土遼闊, 人口眾多, 國家的管理重心偏重于城市, 農村地區較為偏遠很自然的就會有國家管理薄弱區域, 這也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因此, 政府與村民自治間的緊密性在上述地區就會很松散, 難以進行有效監督, 這就讓黑惡勢力在管理農村, 解決村民糾紛方面鉆了空子。少數村干部自身抵御誘惑的能力弱, 容易被家族勢力、黑惡勢力所腐蝕, 成為他們的保護傘, 還有極少數村干部為了方便管理甚至利用黑惡勢力來管理農村。村民自治組織內部監督機制不夠完善, 少數基層自治組織干部為人民服務意識不強, 不作為、亂作為, 政治素養、文化素養不高, 腐敗墮落, 收受賄賂, 村干部成為當地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使黑惡勢力更加猖獗。

  (二) 基層黨建薄弱, 政府治理難度大

  農村黨支部是黨在農村最基層的組織, 是本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 是團結帶領廣大黨員和群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斗堡壘。根據2018年最新的憲法規定, 黨的建設被正式的寫進憲法正文, 更加彰顯了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而在農村, 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使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黨組織的決議有時難以及時的在基層深入推進。甚至存在這樣的情況:某些地區的基層組織領導者自身腐敗, 本身就是黑惡勢力的成員或者是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縱容黑惡勢力, 破壞了黨的形象和政府的權威, 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治理難度。此外, 我國法律規定了基層政權與村民自治制度的關系, 即地方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村委會的工作。但某些基層政府管理能力不足, 加之黑惡勢力隱蔽性、分散性大, 對農村黑惡勢力的打擊力度不夠, 這就為黑惡勢力留出發展的空間。

  (三) 巨大經濟利益帶來的誘惑

  隨著市場化向農村地區的推進, 巨大的經濟利益是農村黑惡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農村值錢的東西———土地、自然資源都是國家、集體所有的, 土地的承包與流轉、自然資源的經營與利用、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工程項目的承包都是要經過村委會同意的, 其中蘊含了大量的經濟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村委會的權力很大, 這就驅動了農村黑惡勢力的產生與發展[6]P38-39。農村早已不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帶來了許多問題。比如, 農村商品種類豐富多樣、娛樂設施增加、人口流動迅速但當地政府監管不到位所導致的村民間糾紛不能及時解決, 這就給黑惡勢力帶來可乘之機。為了攫取豐厚的經濟利益, 一些人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達成自己的目的, 稱霸一方, 并且他們還用這些非法獲取的經濟利益進行權力尋租, 尋找保護傘, 這些黑惡勢力不但擾亂當地農村的治安環境, 更是阻礙了農村的經濟發展。

  (四) 基層治理主體的缺失, 村民政治素養低

  農村地區人多事雜, 農村公共事務繁多, 需要依靠權威力量裁決, 農村管理難以面面俱到, 這就為當地農村黑惡勢力培育了產生和發展的土壤[7]P29。此外, 正如前文所述, 農村的“空心化”現象顯著, 留守的婦女、兒童反抗能力弱, 缺乏政治參與的熱情, 法律意識、維權意識淡薄, 通常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害怕這些地方的黑惡勢力打擊報復, 村民們一般都忍氣吞聲, 不敢訴諸法律, 而且容易被黑惡勢力操控, 這就助長了黑惡勢力的囂張氣焰, 使他們更加肆意妄為。對這些組成黑惡勢力的人來說, 一些無業游民和青少年自身控制力低下, 辨別是非能力薄弱, 受不良文化影響, 效仿影視劇中的人物拉幫結伙, 稱王稱霸, 這些人如果沒有被正確引導那么就容易轉變成為黑惡勢力;有些通過賄選等非法手段成功選舉的農村基層干部, 他們往往是農民、受教育程度低、政治素質不高、科學文化素養低下, 有的甚至有過犯罪前科[8]P86, 一旦這些為人民服務意識不高的人成為權力的享有者, 很難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他們更加容易私欲膨脹、濫用職權、搭幫結伙, 從而滋生腐敗, 最終發展成為黑惡勢力的一員來殘害百姓。

  四、鄉村振興戰略下治理農村黑惡勢力的舉措

  農村黑惡勢力形成于中國社會全面轉型過程中, 是國家與社會關系深刻調整帶來的結果。農村黑惡勢力必須從全局角度出發, 綜合治理。從根本上來說, 要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發展戰略, 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 推進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而言, 建議如下:

  (一) 加強基層黨建, 建立有效的管理體制、形成完善的治理體系

  加強黨對基層黨組織的領導, 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3]P7。《通知》指出:“要堅持黨的領導、發揮政治優勢;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針對當前掃黑除惡的新動向, 把掃黑除惡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結合起來, 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首先, 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并使村民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 維護村民的利益, 樹立黨的形象。各黨組之間相互協調、相互幫助, 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其次, 處理好基層黨組織與村委會之間的關系, 只有處理好基層黨組織和村委會的關系, 才能使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落實到實處、才能更好的執行上級黨組織的決議, 才能切實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再次, 從制度上保證民主選舉出有黨性, 作風優良的黨員擔任村黨委書記或村主任,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全心全意為農村的建設謀發展。最后,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建立有效的管理體制、形成完善的治理體系, 堅持綜合治理、齊抓共管;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堅持標本兼治、源頭治理。

  (二) 規范選舉制度和選舉程序, 完善配套制度以及相關法規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基層政權鞏固、國家長治久安, 因此各地各部門必須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增強“四個意識”, 深刻認識黑惡勢力犯罪的危害性和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重要性, 必須完善與其有關的法律法規、完善選舉制度、村民自治制度。首先, 建議對破壞選舉罪進一步完善, 我國當前《刑法》規定的破壞選舉罪的實行行為是被限制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領導人時, 而破壞村委會的選舉并沒有被當前刑法所涵蓋, 根據前文分析, 應將以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舉文件、虛報選舉票數等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 情節嚴重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 從法律上保障選民能充分按照自己的意志選出自己滿意的村干部, 不受黑惡勢力干涉。其次, 建議從技術上細化選舉程序, 加強選舉過程中的實質性審查, 過濾掉以非法手段參加選舉的人和不能勝任管理者職位的人, 使選舉結果充分反映村民的意志。再次, 要保障村民充分行使選舉權, 為村民提供良好的的政治參與環境, 建立起完整的選舉程序, 外出人員投票表決不能流于形式, 代選要記錄在案, 辦理齊全的手續, 并且要備案存檔。最后, 要保障村民充分行使自治權, 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生活積極性, 建立責任清單, 村務公開透明, 不讓黑惡勢力鉆法律與制度的漏洞。

  (三) 加強對村委會的監督制約, 完善農村管理制度

  要處理好基層政權與村委會的關系, 在保證村民自治的基礎上, 加強基層政府對村委會的監督[9]P106。首先, 建立起基層政權對村委會的監督機制, 增強兩者間的緊密性。鄉鎮政府要定期巡視, 對村委會備案事項進行實質審查, 發現村委會有不恰當的行為要予以制止;村委會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有關黑惡勢力的線索應及時向公安機關或者上級匯報。其次, 建立起村民自治組織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 在村民自治范圍內互相監督, 防止專斷。最后, 建立起對村干部的監督與考評機制, 監察人員要定期對黨員村干部進行考察, 對優秀的黨員干部進行表彰獎勵, 對不稱職的黨員干部給予懲罰, 防止村干部成為當地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避免黑惡勢力趁虛而入。此外, 各地司法機關要主動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嚴格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建立罪責刑相一致的法律制度, 既堅持嚴厲打擊各類黑惡勢力違法犯罪, 又堅持嚴格依法辦案, 確保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的統一, 確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對農村黑惡勢力的組織領導者、主要犯罪人及其保護傘要依據法律從嚴處罰, 對其他參加者, 有其他減輕情節的要依法從輕、減輕處罰。

  (四) 大力推進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

  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統籌城鄉經濟發展, 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是治理 (下轉第64頁)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重要手段。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和發展與農村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滯后密切相關。首先, 從政策上向農村農業傾斜, 積極出臺惠農政策, 大力破解制約農業農村發展的長期性難題,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 進一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使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 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只有農民經濟上更加富裕, 鄉村地區更加繁榮發達, 才能激發廣大村民的主人翁意識, 激活廣大農民追求良治的動力和愿望, 提高鄉村有效治理的能力。其次, 在豐富物質文明的基礎上, 必須注重鄉村精神文明建設, 提高村民的科學文化水平, 法治意識, 在農村營造一個和諧、民主、公正、法治的社會氛圍。最后, 在農村, 基層政權和村委會要大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 在全村范圍內普及法律, 提升農民的法治意識、維權意識。

  為掃除農村黑惡勢力, 凈化農村發展環境, 要繼續堅持、全面推進和落實“掃黑除惡”專項斗爭, 把農村掃黑除惡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堅決打擊黑惡勢力, 把基層反腐敗、基層“拍蠅”、基層掃黑除惡結合起來, 更要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發展戰略, 統籌城鄉發展, 推進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為農村的發展、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創造安全穩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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